1997年，正值董竹君执掌锦江饭店46载之际，她亦已迈入98岁高龄。在度过了97岁生日，迎来了她人生中又一个高寿的里程碑之后，董竹君忽然感到身体状态有所下滑。

以往，董竹君健康状况良好，可近期却出现了身体不适。她本人认为原因在于人生的大事已了。的确，她在这一年里完成了近44万字的传记《我的一个世纪》，并有望不久后目睹成书初样。

董竹君在完成最后一件重要事务后，心中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是啊，似乎再无任何琐事需要她费心挂念。回首过往，她那重孙子已然三岁，而远在国外的重外孙们，一个个也都茁壮成长，各具风采。

1995年11月，董竹君与她的三女国瑛，以及她的孙辈、曾孙辈、儿子及儿媳，共同留下了温馨的合影。

国家亦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往昔，香港回归祖国，那曾是她不敢奢望的时刻。而今，她竟有幸在电视上目睹了这一壮丽瞬间，实属幸事。

一枚铜质龟饰、一双羊皮制成的拖鞋以及一对健身球。

在随后的五年间，董竹君时常轻轻摩挲着这三件物品。

自那之后，她的思绪常常陷入沉思，言语也日渐稀少，我们不得不多次呼唤“妈妈”，她方能回应。

董竹君对邓颖超的逝世深感悲痛，原因在于两人在共同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因锦江饭店的掩护作用而频繁接触，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正是邓颖超的及时探访，为董竹君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支持。

随后的岁月里，每逢董竹君遭遇困境，邓颖超总能迅速伸出援手。在董竹君的心中，邓颖超已不仅是知己，更是至亲。正因为如此，邓颖超离世之后，她在家中为她设立了灵堂，以表达无尽的哀思。

邓颖超的逝世，亦标志着董竹君那个时代的落幕。自邓颖超离世以来，董竹君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均已相继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她成为了她最后一位离世的故旧。

在3月8日这一日，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对董竹君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中，记者提问：“作为历经七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您在每次会议上的提案数量众多，且屡获优秀提案奖项，请问您主要关注哪些领域的问题？”

“我出身于困苦之家。我的困苦不仅源自个人，更在于幼时居住在贫民区，周围环境充满了艰辛与苦难。这些苦难对我幼年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虽未深刻理解女性的处境，但已对男女老少的贫困现状感到不满。至于女性问题的认识，则是在后来的思想成长过程中逐渐领悟的。”

“女性若欲实现真正的独立，首要任务是经济上的自主，若经济基础不稳，独立便无从谈起。”她的话语亦通过镜头被永久记录，流传于后世。

自那场深度访谈之后，董竹君的心湖仿佛已被尘埃落定，再无俗事能够激起其波澜。

董竹君的精神愈发低沉，儿子大明甚至察觉到：母亲的目光中，竟泛起了几分空洞与无神。大明尝试着做点什么，或是说些什么，以期唤起母亲心中的波澜。

董竹君青年老年对比

董国瑛见证了老人的离别，目睹母亲的健康状况，心中不禁忧虑重重。她深知，这或许是老人生命走到尽头的信号。她注意到，那位昔日热衷于照料家中花卉的董竹君，在浇灌花朵时，已不复往日的欢愉。她浇水的动作，相较以往，更像是一项例行公事，而非一种愉悦的享受。

母亲对这个世界，乃至对他们，已无任何眷恋之情。

董国瑛未曾察觉，相较于白日所见，夜幕下的母亲竟显得尤为精神焕发。董竹君的睡眠状况已出现问题，她的睡眠时间日益减少，时而夜半醒来，时而凌晨三点辗转难眠，甚至有整夜未能安眠的时候。

董竹君深信，她所面临的睡眠困扰，实乃过去近十年间撰写回忆录所遗留的后果。这部回忆录不仅耗尽了她大量的心血，更使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自拔地沉浸于往昔的回忆之中。

撰毕回忆录之后，她依旧未能摆脱往昔经历的阴影。

在这段日子里，每当她躺卧于床，往昔的人和事便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她曾在一次专访中坦言：如今，已鲜有事物能引发她的喜怒哀乐。她当时的措辞是：

“这实乃令人欣慰之事，然我并未欣喜若狂，仅是感到高兴罢了。有些人高兴之际会选择饮酒畅饮，或是采取其他方式庆祝，我却并非如此。至于那些令人痛心疾首之事，我亦不曾放声大哭。我坚信人生定会遭遇诸多波折与挑战，因此我选择随遇而安。这‘随遇而安’四字，对我而言，益处良多。”

然而，这却未涵盖那夜幕低垂、万籁俱寂的时刻。每当夜深人静，她的情绪便如同潮水般起伏不定。若要探寻那令她情绪波涛汹涌的经历，答案必然是她此生唯一的伴侣——夏之时。

拒绝沦为妾室；资助她远赴日本深造；协助他投身革命事业，同时管理家务与家业。

初观之，这三者看似是她为自己所作的考量，实则她是在为他们的长久相伴，共度余生而作的长远规划。董竹君心中明镜似的，深知自己出身贫寒，学识有限，若夏之时对她的新鲜感消退，他们未来的道路恐将充满坎坷。

他们若想携手共度余生，就必须各自不懈地努力，不断攀登。在她曾身处风尘之地时，孟妈妈便曾告诫她：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情感，抑或是驾驭马车，都同理。若马车的车轮无法协调，那马车（即感情与婚姻）便难以继续前行。而要克服这一难题，唯有确保自己永远不做对方的拖累。

董竹君无论如何也未曾料想：最终，并非是她自己的轮子与夏之时不匹配，反倒是夏之时这个男子，他的轮子根本无法与她的相契合。

夏之时与董竹君

在日本的留学岁月里，董竹君逐渐发现：丈夫并不如她起初所想象的那般“开明”。他竟因担心她上课时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而让她辍学，留在家里进行学习。而在他即将踏上执行任务的道路之际，竟还把一把手枪交到她手中，警告道：“若敌人寻至，你就以此枪自尽。”

董竹君敏锐地洞察到夏之时略显吝啬的一面，然而她心中明白，他终究年轻气盛。于是，她以“他过于珍视自我，因而显得有些狭隘”的言辞，自我慰藉。

返归夏季里的四川故土，董竹君方始逐渐洞悉真相：她的丈夫并非她先前所想象的那般新派革命家，实则不过是一名旧式军阀。在四川的岁月里，他不仅依赖对民众的压榨来支撑其奢华的生活，而且深受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的影响，对女儿缺乏关爱，甚至屡次因她连续生育四名女儿而加以嘲讽和鄙夷。

董竹君，已沐浴新思想之光，曾力图感化其夫，然结局终究令她心生失望：无人能改易他人内心深处的固有观念。

在夏之时失去军权之后，他的性情愈发乖戾，甚至对董竹君施以家暴。对于女儿与年轻人的简短交谈，他亦视为对妇道的不遵，进而逼迫她走上绝路。面对无以复加的忍耐，董竹君出于对四个女儿未来的考量，毅然决然地带着她们离开了四川，重返上海。为了此行，她不得不忍痛割舍掉丈夫私自过继给大伯的儿子，夏大明。

与其在失去尊严的生活中享受富裕，不如在贫困中保持尊严，奋力挣扎。

董竹君，一位高洁的女子，一旦作出离去的抉择，便决无重返旧路的打算，即便她对那位男子仍怀有深情。

的确，夏之时不仅是她的首任伴侣，更是她众多子女的父亲。追溯往事，正是他，那位当年引领她踏入革命征途的人，赋予了她无限的勇气与力量，使她敢于孤身逃离那黑暗的牢笼。毫不虚言，正是他，彻底改写了她的一生轨迹。

在爱与自尊之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尊。的确，若女性为了爱情而舍弃自尊，那她的生存意义又何在呢？这样的生活，绝不符合董竹君的期望。

说来奇妙，我的事业正是在与夏正式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迎来了飞跃。正是在那一年，我得到了李崇高先生的慷慨资助，金额高达2000元，这笔资金被我用来创办了锦江饭店……

经历与夏之时的婚姻解体后，董竹君吸引了许多追求者，她亦曾心动，但最终并未踏入新的婚姻殿堂。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其他？起初，董竹君对此困惑不解，直至她领悟到：她内心深处尚未完全释怀对夏之时的情感。

董竹君在得知前夫夏之时不幸被误判枪决的消息后，悲痛之情如潮水般涌出，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般滑落。人世间，往往是在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所爱之人的深情究竟有多么深沉。

夏日的落幕，董竹君心中对那位故人的“恨意”亦随之消散。她曾无数回设想两人未来的种种可能，却未曾料想，他们竟如此早早地遭遇了生死相隔的结局。

不久之后，董竹君得知：夏之时在再婚之后，始终对新娶的妻子感到不满，甚至屡次在妻子面前提及自己过往的种种优点。她恍然大悟：即便他再婚并且有了新的孩子，他依然未能放下自我。

夏之季之外，引发她情绪起伏的，便是锦江饭店。于她而言，这家饭店宛如她的亲生骨肉。在这位“孩子”身上，董竹君投注了无尽的关爱与心血，同时，也借助这家饭店圆满了诸多革命使命。正因如此，她与郭沫若、杨虎、杜月笙等众多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锦江时期董竹君

此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她毅然决然地将锦江饭店奉献给了国家。至于其中的原因，她在接受《东方时空》采访时已一语道破，她表示：

彼时，我的思绪单纯而坚定。我所追求的，不过是摆脱束缚，那场我一生命运与之交织的革命，其根本宗旨正是此宏大愿景。我从未将之视为个人之物，亦无此等想法。当我将锦江献出之际，诸多好友均表示反对。我向他们阐述，解放之后，有诸多事务亟待我们去施行，无需担忧无事可做，真正的忧虑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胜任。”

董竹君后来确实成就了一番伟业，她的夙愿因而得以实现。然而，她未曾预料到，自己所悉心培育的孩子，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竟与历史彻底断裂，那段被切割的历史长达15年——从1935年至1951年。自然而然地，这段历史似乎与她这位创始人毫无瓜葛。

董竹君通晓百事，却独独无法容忍这一事实：那个孩子已不再是孩童。为此，她毅然决然，即便年届九十，仍四处奔波。她不止一次地寻求相关部门的关注，向相关人员反映情况。最终，她的坚持获得了胜利，那被割裂了十五年的锦江历史得以重现。

董竹君的情感波动，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她曾多次身陷囹圄。她始终难以忘怀，那是在狱中度过她七十寿辰的岁月。在狱中所遭受的屈辱，尤其是提审时遭受的殴打，每当忆及，都令她胸口隐隐作痛，仿佛那刻的打击仍旧历历在目。

每当忆及此情此景，董竹君唯有寄情于孩子以慰藉自身心绪。幸而，无论历经多少艰辛，孩子们始终安然无恙。

董竹君晚年与子女

尽管她们都健康地生活着，但三个女儿的婚姻问题曾让她忧虑重重。除了二女儿之外，其余女儿都曾经历婚姻破裂。幸运的是，四女儿在二次婚姻中找到了幸福，而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三女儿至今仍处于单身。幸好，她得以与女儿们相守，日子过得还算安宁。

即便对婚姻有所挂心，董竹君也从未因此感到忧虑。她坚信，女儿们绝不会因婚姻的波折而让整个人生陷入困境，反而她们的生活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女儿成为中国钢琴界的先驱，二女儿成为了教授，三女儿创立了八一制片厂，四女儿曾担任洛杉矶图书馆的馆长。如同她的母亲，她们都独立、勇敢、乐观，将人生打理得精彩纷呈。

夏大明，这位儿子，在18岁那年与母亲重逢，这一刻的到来，离不开董竹君动用了广泛的人脉，成功地将原本不愿参与内战的他，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中接回。自那以后，儿子一直投身于大学教育，对母亲的孝顺之情无以言表，而在她晚年的日子里，这个儿子便是她最大的慰藉。

除了上述人物，董竹君心中还会涌现出若干其他人的身影，诸如那位曾令她心动的革命者陈清泉等。然而，岁月流转，他们与她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若不是留存着他们的照片，她或许早已无法清晰回忆起他们的容颜。

每当董竹君忆及那些往昔故友，她便深切地意识到，岁月已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老人最忌“多虑”之症，而董竹君不幸因忧虑成疾，长夜难眠，终致小恙缠身，不过是一场普通感冒。然而，对于老年人而言，感冒绝非等闲之疾。夏大明与董国瑛在得知母亲不适后，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悉心照料。

在住院的日子里，她接过了自己的自传样书。当她手捧那本分量十足的样书时，一边轻抚着书页，一边满脸慈爱地望向四周环绕的子孙们。

“我的一生尽在其中，每一页文字宛如激荡于岩石间的波涛。”

不久，董竹君在连续经历多次感冒的折磨后，终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值得一提的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值她接受《东方时空》栏目的专访，节目正全国热播。

她步出之际，这场专访恰好落幕。一切显得恰到好处，仿佛时间已被精准地预谋，完美地契合了此刻。

董竹君去世前照片

“1997年12月6日，政协第二、三、四、五、六、七届的委员，知名民主爱国人士，我国早期杰出女企业家董竹君，因健康原因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8载。”

临走，董竹君留下两份遗嘱。

一、于她的墓碑镌刻下以下三行文字：我始终坚守初心，不畏曲解，不因孤寂而动摇信念，更不因岁月流逝而减缓前行的步伐。二、在追悼会上，请播放曲子《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正如她生前所期望的，她的女儿董国瑛历经曲折，最终通过一位音乐家的帮助，寻获了这首歌曲的磁带，并将其亲自呈递至治丧委员会。

在追悼会上，这首《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始终轻柔地回荡。这首歌，承载着她和夏之时那段相恋时光的美好回忆，是他们钟爱的爱尔兰民歌。它象征着他们之间那段纠葛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孤独地绽放，而她那可爱的伴侣们早已凋零，化为尘土。身旁再无鲜花的陪伴，映衬着她红艳的面容，与她一同低声叹息，共度悲伤。

有人感叹：董竹君未能迎来百岁之寿，实为一大遗憾。但若以她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为考量，若她真的渴望达到百岁的圆满，相信她定能达成。然而，她却在98岁那年离世，为何不继续坚持那最后的两年呢？

董竹君在遗嘱中已明确表示：“我从未因误解而动摇信念，亦未曾因冷遇而怀疑自己，更未因岁月流逝而放缓前行的步伐。”

是的，她始终坚守本心，不受世俗纷扰，她的存在，只为生命本身。因此，即便世俗执迷于追求百岁的圆满，她亦不会多加留意，因为对于生命而言，任何世俗的追求，皆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