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被打得丢盔弃甲，被撵回朝鲜，美军并未止步，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新中国面对的选择异常艰难：是袖手旁观，让战火烧到鸭绿江，还是直接出兵与美国交锋？最终，北京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但中国军队并未以“国军”名义参战，而是以“志愿军”的身份跨过鸭绿江。这一巧妙的政治安排，背后包含深远的外交与战略考量。

首先，从国际法与外交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刚刚建国，尚未在国际社会全面获得承认。如果直接以“国家军队”名义出兵，等同于向美国与联合国宣战，不仅将新中国政权置于国际孤立境地，还可能导致苏联在军事援助上退缩。以“志愿军”名义参战，则为新中国预留了外交回旋余地，表面上是“人民自发援助朝鲜”，在法律与舆论上避免了中美全面开战的格局。

其次，从军事战略角度，中国深知与美国正面对抗存在巨大风险。美军拥有制海权与空中优势，如果战争升级为国与国的全面冲突，中国的沿海与内地都将面临轰炸。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不仅能集中兵力在朝鲜战场与美军周旋，还能将冲突限定在“地区性战争”的范围，避免牵动全国全面战备。

最后，从国内政治与国际舆论角度来看，“志愿军”的称谓也具有宣传意义。它既强调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人民自愿性，又能唤起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外则是一种姿态：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等联合国军的直接对抗，而是中国人民出于同情金日成的自觉行动。这一包装，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避免了被直接贴上“侵略者”的标签。

因此，“志愿军”的名义既是一种法律与外交上的巧妙安排，也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选择，更是一种政治与舆论上的话语策略。正是这一层层考量，让中国在抗美援朝的复杂局势中找到了一条生存与发展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