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钱，是党的子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益公司董事长肖林找到陈毅，上交了黄金12万两和价值千万美元的资产。

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然是留下那三块银元作纪念。

01

1941年3月，重庆嘉陵江上雾气弥漫，肖林踩着湿滑石阶，沿着蜿蜒山路向红岩村爬去。皮鞋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响声，在寂静夜空中回荡。

那年肖林26岁，四川青年，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民生公司物产部职员，也是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

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肖林推开那扇厚重木门，钱之光迎面走来。办事处负责人脸色凝重，握住肖林的手：「旭初同志，今晚就住在山上。一会儿，周恩来同志要见我们。」

肖林心中一紧。能让周恩来亲自召见，必然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包围。经过7昼夜激战，新四军损失惨重。

当局以新四军"叛变"为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下令通缉叶挺、项英等人。同时，全面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

此时的国际形势同样严峻。德军已占领大半个欧洲，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援助断断续续，物资奇缺。

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每天收到各地紧急电报：

"延安急电：部队断粮三日，请速汇款购粮。"

"太行山急电：伤员缺药品，盼速寄医疗费用。"

"晋察冀急电：冬衣不足，战士冻伤严重，急需棉衣费用。"

物价一日千里地上涨。1941年初，重庆大米价格比前年同期上涨了300%，一支青霉素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资。

传统筹款方式已走到绝境。海外华侨捐款常被截留，进步人士资助遭到监控，地下交通线也因缺乏资金而频频中断。

晚饭后，在钱之光卧室里，周恩来与两人密谈。

周恩来开门见山：「我今天找你们商量一件事情。党的活动需要大量经费，这些经费不能只依靠拨款和支援，还要我们自己开辟财路。」

他郑重地解释此番任务：「我们要根据国统区条件，开展经济活动。做生意，赚钞票。」

肖林疑惑：「那就是像资本家那样经商，赚钱？」

「当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周恩来停下脚步，目光看着肖林，「你们不要怕别人说唯利是图。你们赚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党的事业。」

「党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要呢？」肖林问。

周恩来的回答至关重要：「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给你们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最后，周恩来明确分工：「这是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同志负责联系指挥，面上生意由肖旭初同志经营。」

接受任务后，组织给了肖林三块银元作启动资金。

这三块银元，每一块都有特殊标记。银元边缘刻着细小记号，这是周恩来亲手刻下的防伪标识。

三块银元，按当时物价，只够买十斤大米。要靠这点本钱做生意，困难可想而知。

但肖林深知，这不是普通生意。每一分钱盈利，都可能变成前线战士手中子弹；每一两黄金积累，都可能拯救一个同志生命。

02

1941年4月，肖林辞去民生公司工作，与妻子王敏卿一同回到江津老家。

江津县城，位于长江之滨，是川东地区重要商业码头。码头上每天有无数船只往来，货物堆积如山。

肖林在临江一条街上租下门面，挂上"恒源字号"招牌。这个名字有特殊含义："恒"代表持久，"源"象征源头，寓意为党的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资金。

王敏卿也是共产党员，精明能干。她负责管理账目，肖林负责对外联络。夫妻二人分工合作，开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商业冒险。

恒源字号主要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

1941年6月，肖林偶然听到一个消息：内江地区准备对食糖征收新税。凭借在民生公司积累的经验，他敏锐意识到，这将导致食糖价格大幅上涨。

肖林当机立断，将手中全部资金投入收购食糖。他雇了三辆马车，连夜赶往内江，以每担35元价格收购了200担白糖。

三天后，新税政策正式实施，食糖价格暴涨至每担60元。肖林抓住时机，迅速出货，这笔买卖净赚5000元。

50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5年工资。但肖林没有丝毫喜悦，因为他知道，前线同志们正等待这笔钱。

随着生意发展，肖林开始构建商业网络。

他在重庆设立分号，负责人是从民生公司跳槽过来的老同事。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他设立办事处，专门负责货物中转。

这个网络看似为了商业运作，实际上却是党的秘密交通线重要组成部分。

货船从江津出发，装载着食糖和植物油，表面上运往湖北销售，实际上船舱夹层里藏着药品、通讯器材，甚至拆解的武器零件。

最惊险一次，肖林亲自押运一批特殊货物。船行至万县时，遭到水警检查。

「船上装什么？」水警队长问道。

「白糖，运往宜昌。」肖林从容回答。

水警队长用刺刀挑开几个麻袋，白花花的糖粒洒了一地。他尝了一口，确实是糖。

但在船底暗格里，藏着50支崭新毛瑟枪。

检查结束后，肖林故意将一袋银元"失手"掉进江中。趁着水警们抢夺银元的混乱，押运员悄悄将武器沉入江底，用绳子系好标记。

三天后，这批武器被太行山游击队悄悄打捞上岸。

1941年年底，恒源字号第一年经营结束。

肖林清点账目，除去成本和必要开支，净利润达到2万元。

按照周恩来指示，钱之光派人来取这笔钱。

「需要多少？」肖林问联络员。

「全部。」联络员回答。

肖林没有丝毫犹豫，将装满银元的木箱交给联络员。这2万元，足够装备一个营的战士。

王敏卿在一旁默默看着，眼中没有一丝不舍。她知道，这些钱将变成前线战士手中武器，变成伤病员急需的药品，变成千千万万个革命家庭的希望。

03

1944年，恒源字号已发展成为川东地区知名商行。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肖林将商行升级为"大生公司"。这个名字同样有深刻寓意：为了民族的"大生"存和"大生"机。

大生公司业务范围更加广泛：五金、木材、西药、纺织品，甚至涉足金融业务。

肖林办公室设在重庆繁华地段，装修豪华，但他本人依然穿着朴素中山装，吃着简单饭菜。

在重庆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肖林必须与各种势力打交道。

军统、中统特务，是他必须应付的对象。这些人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却时刻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肖林学会了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在舞厅里觥筹交错。他广交朋友，从青帮头目到美国商人，从军官太太到洋行买办，各色人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宾。

但肖林始终记得周恩来教导："同流而不合污。"

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肖林巧妙获取着各种情报，同时又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真实身份。

有一次，军统一个处长酒后对肖林说：「老肖，你生意做得这么大，有没有兴趣为政府效力？」

肖林举起酒杯，笑着回答：「我这个人只会做生意，对政治一窍不通。不过，如果政府有采购需要，我很乐意效劳。」

这句话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中立"立场，又暗示可以为政府提供物资，完美化解了对方试探。

1946年5月，根据组织指示，肖林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

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是中国经济中心，也是各种势力交汇的舞台。在这里开展工作，机遇与风险并存。

肖林在上海南京路附近租下一栋三层楼房，成立了"华益公司"。这个名字寓意深远："华"代表中华，"益"象征利益，"华益"即"为中华民族利益"而奋斗。

华益公司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济南、徐州、蚌埠之间的贸易。肖林充分利用在民生公司工作时积累的人脉，与民生公司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

华益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肖林建立的高效物流网络。

他将山东解放区的农副产品——新鲜蔬菜、优质水果、特色手工艺品运往上海，满足了上海市场巨大需求。同时，又将上海的布匹、医药、机械等工业产品运往解放区，支援了根据地建设。

这种双向贸易实现了"往返无空船"的高效运营，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利润率。

肖林利用这些合法运输船只，秘密运送解放区缴获的黄金、美钞、珠宝等贵重物品。这些物品全部转交给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成为党的重要经费来源。

在上海滩这个商战战场上，肖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的竞争对手不仅有本土商业巨头，还有财大气粗的外国洋行。这些对手们有着雄厚资本、广泛关系网，以及丰富商战经验。

但肖林有自己的优势：对市场的敏锐判断、灵活的经营策略，以及坚定的信念支撑。

04

1947年春天，上海棉纱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肖林通过自己情报网络得知，某外国洋行准备大量抛售棉纱，打压市场价格。

肖林当机立断，在棉纱价格跌至谷底时大量收购。两年后，国际局势紧张，棉纱需求激增，价格暴涨至原来的三倍。

这一战，华益公司不仅击败了外国竞争对手，还获得了巨额利润。

为了避免与同行恶性竞争，肖林独辟蹊径，进入了当时还不被重视的女性用品市场。

他从华华公司、恒易生百货商店批发销售卫生带、女式内衣、化妆品、护肤品、洗涤用品等。这些商品虽然单价不高，但需求稳定，利润丰厚。

王敏卿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女性，她更了解市场需求，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心理。在她建议下，华益公司引进了许多新式化妆品，深受上海女性欢迎。

生意异常兴隆，华益公司逐渐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成为一匹令人瞩目的商业"黑马"。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和克扣年终奖金。

2月2日，当局出动军警处置，打死3名女工，打伤10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事件。

这时，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紧急联系肖林：「旭初，我们需要一笔钱支援罢工工人。」

「要多少？」肖林问。

「3亿法币。」刘晓回答。

3亿法币，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但肖林没有丝毫犹豫，连夜调动资金，在24小时内筹措到这笔巨款。

为了掩人耳目，肖林以大生公司名义，向后援会捐款3亿法币。这笔捐款在全市募捐总额3.2亿元中占据了绝大部分。

当时报纸报道了这次捐款，称赞"川商肖林先生慷慨解囊，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情怀"。

但报纸不知道，这笔钱的真正用途是支援工人，而捐款人是一名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在望。钱之光秘密来到香港，负责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但是，这些民主人士的路费和生活费从哪里来？

钱之光想到了肖林。

肖林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香港。在一间秘密的接头地点，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钱之光。

「现在需要你做一件事情。」钱之光说，「把钱送给指定的人，但要绝对保密。」

此后几个月里，王敏卿经常打扮成贵妇人样子，带着年轻助手王凤祥，乘坐三轮车在上海大街小巷穿行。

她们的任务是将钱送到指定地点，交给指定的人。这些人中，有著名民主人士，有进步文化名人，有海外归来的爱国华侨。

有一次，王敏卿认出了收钱的人是著名电影演员吴茵。但按照纪律要求，她不能与对方有任何交流，只能默默将钱交给对方，然后转身离开。

这些钱，为民主人士北上参会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新中国筹建贡献了力量。

05

1948年底，当局政权已是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势力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

一些与肖林有商业往来的人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心腹李鹤鸣，多次到华益公司"做客"。表面上是谈生意，实际上是在试探肖林的底细。

「肖先生生意做得这么大，资金来源一定很雄厚吧？」李鹤鸣旁敲侧击地问道。

「都是辛苦钱，一分一厘都是汗水换来的。」肖林不动声色地回答。

「那肖先生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局势有变，如何保全这份家业？」李鹤鸣继续试探。

肖林心中警铃大作，但表面依然平静：「商人以利为本，只要能做生意赚钱，管他谁当政呢？」

这句话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中性"立场，又暗示不会参与政治斗争，暂时打消了对方疑虑。

1949年4月，解放军已兵临长江。此时的上海，人心惶惶，许多富商开始转移资产。

肖林面临着人生最大的选择：是像其他资本家一样携款逃往香港或台湾，还是留下来等待一个未知的命运？

就在关键时刻，华益公司的会计林师傅匆忙跑进肖林办公室：「肖总，不好了！有人举报我们公司与共产党有关联！」

原来，多年来一直与肖林合作的商业伙伴张老板，竟然是军统的眼线。他早就对肖林的巨额资金来源产生怀疑，暗中收集了大量情报。

现在，随着当局政权的崩溃，张老板准备将这些情报作为"投名状"，向即将到来的新政权邀功。

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肖林展现出了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沉着和智慧。

他没有慌张，而是冷静分析形势：张老板掌握的只是一些商业往来的表面情况，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真实身份。

肖林主动出击。

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通过中间人向张老板传话：「张老板这些年与我合作，赚了不少钱。现在时局动荡，大家都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如果张老板有什么困难，我愿意提供帮助。」

这番话既是示好，也是警告。张老板明白，肖林掌握着他的许多商业秘密，真要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

最终，张老板选择了沉默。他将收集的情报付之一炬，没有向任何人举报肖林。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

黄浦江边响起了胜利炮声，上海的大街小巷都沉浸在欢腾之中。

对于肖林来说，这一刻意味着八年隐蔽斗争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他站在华益公司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飘扬的红旗，心中百感交集。八年来，他在商海中搏击风浪，在刀尖上跳舞，为党的事业积累了巨额财富。现在，是时候将这些财富交给人民了。

06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肖林联系了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

他要求面见市长陈毅，汇报华益公司的情况。

在市政府会客厅里，陈毅热情接待了肖林。这位开国元帅虽然戎马倥偬，但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

「肖先生，听说你在上海商界很有名望，今后希望能为新上海建设贡献力量。」陈毅开门见山地说。

肖林郑重回答：「陈市长，我今天来是想向组织汇报工作的。」

陈毅有些疑惑：「汇报工作？」

「是的。我是共产党员，这些年在上海从事地下经济工作。现在任务结束了，应该向组织汇报情况。」

听了这番话，陈毅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位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商人，竟然是自己的同志。

在华益公司保险库里，陈毅见证了惊人的场面。

三十个檀木箱整齐排列着，每个箱子里都装满了黄金。这些金条按年份分类，最老的一批还裹着1941年的旧报纸。

「总共12万两黄金。」肖林平静汇报，「另外还有固定资产，包括房产、设备、库存商品等，总价值约1000万美元。」

陈毅听到这个数字，愣了一下。12万两黄金，相当于当时国库储备的十分之一；1000万美元固定资产，足以建设一个中等城市。

更让陈毅感动的是，肖林夫妇在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情况下，却始终过着简朴生活。他们住的是普通石库门房子，吃的是简单家常菜，穿的是朴素中山装。

「肖林同志，你们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陈毅说，「像你们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汇报最后，肖林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

「陈市长，我想留下三块银元，作为这些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纪念。」

肖林从口袋里掏出三枚银元，这正是1941年周恩来交给他的启动资金。银元边缘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刻下的细小记号。

「这三块银元是我们夫妇这八年工作的见证。从江津的恒源字号，到重庆的大生公司，再到上海的华益公司，它们陪伴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陈毅理解这三块银元的特殊意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当然可以，这是你们应得的纪念品。」

1949年6月1日，华益公司正式宣布结业。

肖林将公司全部资产移交给国家，自己则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业局副局长、水产局局长、市财办副主任等职务，继续为人民服务。

在新的岗位上，肖林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作风。他住的还是那间简陋房子，用的还是那张旧办公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他总是笑着说：「我这个人习惯了简单的生活，奢华反而不自在。」

王敏卿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发挥自己才能。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人生风风雨雨。

1997年，82岁的肖林决定：将这三块珍贵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捐赠仪式上，已经白发苍苍的肖林将银元放进展览柜中。

「这三块银元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它们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肖林对前来参观的观众说，「希望后人能够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如今，这三块银元静静躺在博物馆展柜中，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来参观，聆听肖林的传奇故事。

虽然银元已经锈迹斑斑，但它们承载的精神却永不褪色。它们提醒着每一个参观者：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什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2003年冬天，88岁的肖林安详离开了人世。

在他生命最后岁月里，这位传奇的"红色掌柜"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本色。他住在一间普通老房子里，家具简陋，生活简朴。唯一珍贵的物品，是一只写着"纪念革命艰难岁月留藏"的精美纸盒。

盒子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张1941年的党员证和几张发黄老照片。这些，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无数像肖林这样的共产党员，默默在各自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着力量。他们中有人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有人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有人在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人像肖林一样，在商海中为党筹措经费。

他们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对个人利益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