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2014年1期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传奇文人。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李一氓受命从延安出发，被派往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构成的精锐新四军，肩负起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的重任，负责管理军部核心机密文件及安全保障事宜。在皖南的三年时光里，他亲历并深度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关键活动的决策过程。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之际，他凭借着惊人的勇气与智慧，奇迹般地全身而退，辗转抵达香港。随后，他向延安连续发送了7份电报，详尽地记录了事变的始末，并对导致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认识与剖析。

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中所阐述：“除了叶、项、袁、周四人，我所了解的远超任何他人。”他的研究成果为后世探究皖南事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李一氓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标志着皖南事变的第七个日夜，亦见证了石井坑保卫战最为惨烈的交锋。面对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猛烈围剿，皖南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东流山等关键制高点接连失守，皖南事变似乎已渐行渐近尾声。

深夜，叶挺令新四军分散突围。

在叶挺将军签署的最后一封电报通过电台发往延安之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下令电台台长将所有电台设备尽数毁坏，并亲自见证了机要人员将所有密码本彻底销毁的过程。

当他在黑暗中艰难地攀爬山坡之际，方才意识到自己已与军部其他同仁失去了联络，平日里直接受他指挥的机要人员也纷纷四散而去。

为确保安全，他在一片密林中的茅草深处挖掘了一处坑穴，强忍痛苦，将几份极为宝贵的文件埋藏其中。这些文件包括毛泽东于1937年亲笔撰写的指示信，1938年叶挺在与项英发生争执后，离别军部时致他的长篇书信，以及他本人亲笔记录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其皖南部队共计9000余人，不幸陷入国民党军8万精锐的围剿之中。除少数近千人成功分路突围外，其余多数英勇战士或被俘，或英勇牺牲，几乎全军覆没。直至1月14日之后，围困圈内仅存为数寥寥的新四军残余成员。

李一氓在饥饿中辗转于数个山沟之间，隐蔽了数日。期间，他偶尔会遇到散落的新四军成员，人数时有增减，然而因彼此生疏，且需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他始终未能与他们汇合。

不久后，我邂逅了熟识的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两位教导队的下属干部。于是，这五人便携手合作，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团队。

于是，他们于农历新年过后的一旬，潜藏于泾县的山野之中。期间，他们与一位支持新四军的本地农夫建立了联系，日间便隐蔽于密林深处，而夜晚便会悄无声息地前往那位农夫的家中共进晚餐。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均已接到撤退至原驻防地的命令。他们几人经过商议，意识到继续在山区逗留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决定尽快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并向党中央详尽汇报此次事变的情况。

余立金与钱俊瑞计划由宁波出发，途经上海，前往苏北，再转道华中，前往新四军与八路军总指挥部，以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则决定取道桂林，前往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会面。另外两位教导队的下级干部则表达了返回福建故土的愿望。因此，众人商定先行至太平县，然后南行至屯溪，再在此地分道扬镳，各自踏上各自的征程。

在初次突围之际，每位成员均获得了各自的一份资金。他们取出五十枚银元递予主人，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主人一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提供食宿与庇护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则是恳请主人协助购置化装所需的衣物。

在农户的协助下，他们为百姓更换了日常的便服。

热情的农民们为他们精心准备了若干道具，李一氓肩上扛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挂着诸如黄鼠狼等小型野兽的皮毛，模仿起了收购皮毛的商人。钱俊瑞手持竹篮，篮中装有香烛等春节期间所需用品。余立金等众人亦照此办理，各自准备了一套装扮和相应的说辞。

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率先领路，行进三四里之遥，便将他们引领至通往太平县城的山口，随即挥手下达别离的信号。

依照既定计划，出于安全考虑，五人刻意装作彼此陌生的路人，各自独立前行，彼此间保持约二三公里的距离，以便于前后相互照应。待到夜晚，众人将汇集于预定的住宿地点。

虽然设想美好，但一旦付诸实践，却沦为空谈。彼时，众人心怀急切，皆欲早日远离那险恶的泾县。于是，行程中步伐匆匆，秩序随之失控。李一氓年纪最为长迈，行进速度亦最为缓慢。及至次日，途径太平县城之际，他已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末尾。

山道蜿蜒崎岖，加之李一氓行走不便，不久他的双脚便生出了水泡。在行进途中，他两次遭遇了正在休整的国民党军队，虽险象环生，却侥幸得以混过。

第三日的黄昏时分，李一氓终于抵达了潜口镇。鉴于缺乏通行证明，他不敢贸然前往旅馆投宿。

在镇郊的一间简陋的小茅屋内，尽管他自称是偶有误入歧途的川军士兵，然而店主那敏锐的洞察力立刻便识破了他的身份，原来他乃是被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成员。

幸而新四军在皖南扎根三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店主虽未明言，却也未对他加以刁难。反倒是店主暗中掩护，并伸出援手，使得李一氓得以顺利解决食宿问题，甚至不惜高价购得一张从潜口至桂林的通行证。

凭借通行证，李一氓在国统区得以自由通行。店主为李一氓预订了一辆驶往屯溪的人力车。在分别之际，店主微笑着向李一氓透露了他的新四军身份。

屯溪，徽州府的治所之地，当时尚处后方。众多达官显贵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避难至此，再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构林立，形成了一幅畸形繁荣的景象，因而被时人誉为“小上海”。

熙熙攘攘的屯溪街市上，李一氓意外地遇见了比他早到的余立金与钱俊瑞。两人换上了新装，打扮得体面光鲜，几乎让他认不出。他们急匆匆地告诉李一氓，已经购置了前往宁波并转乘上海的船票，即刻便将启程。于是在屯溪街头，三人紧紧握手，互道珍重，就此告别。

李一氓受到了两位同行的启发，随即在估衣铺中选购了一套布棉袍，并添置了一只手提箱。箱中装载了就地收购的茶叶及屯溪盛誉的徽墨。他如此装扮，宛若一位行走江湖的茶叶商人。

他的行程目的地是经桂林前往重庆，首站安排是先从屯溪乘坐汽车抵达浙江金华，随后转乘火车继续前行。

今朝恰逢农历除夕佳节，经一番询问，方知无论是今日，抑或是翌日的大年初一，前往金华的客车均已满员，无法再增加乘客。

迫于无奈，他只得暂居于一家小旅馆，将自己隔绝于房内，孤寂凄凉地度过了那个寒冷而清寂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历经波折，终是掏出银两，请旅馆中好心的伙计相助，方才在驶往金华的出租车上争得一个座位。经过一番辗转，他终于在2月6日，即元宵节前夕，抵达了桂林。

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不料，报社的工作人员告知他，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内局势急剧变化，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接到命令，撤回了重庆。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两位熟人夏衍与范长江亦已迁往香港，最终，我终于与久违的老友孟秋江取得了联系。

颇具神通的孟秋江不知从何处觅得一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徽章。于是，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的名义，入住了一家豪华的环湖旅馆。

依照既定路线，李一氓本拟从桂林前往重庆，亲自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皖南事变的始末。为此，他特地委托孟秋江联络国民党资深元老、昔日北伐军第四军的首任军长、现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以协助安排交通事宜。

李济深深觉重庆局势严峻，前往那里恐涉险境。与此同时，刘少奇与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告新四军军部得以重建。他建议李一氓不妨前往苏北的新军部，并承诺将竭力协助，将他自广东安全护送至香港，继而转往苏北。

1941年元宵节落幕不久，在李济深的牵线下，孟秋江主动担任介绍人，促成李一氓与同盟会资深成员李章达的相识。此后，李章达亲自陪伴，两人自桂林启程，先搭乘火车抵达衡阳，再换乘汽车，于2月17日抵达广东韶关。

于韶关逗留逾一周后，我随后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韶关北部的乐昌机场起飞，最终抵达了香港。

刚抵达香港，李一氓便利用航空公司的电话联络上了老友夏衍，随后被妥善安排入住半山饭店。

历经皖南险境的艰苦突围，辗转穿越皖、浙、赣、湘、桂、粤六省，惊涛骇浪中，他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在香江之畔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成功取得联络。

李一氓40年代淮阴抗战

编写皖南事变报告七份

历经皖南事变之脱困，李一氓经中共地下电台之助，陆续向延安党中央发送了7份详尽报告，关于皖南事变之详情。这些报告，作为国共两党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韶关机场等待的间隙，李章达于2月24日巧妙安排，使得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得以秘密会晤。

数日之前，恰在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了一项指示，内部宣布要求将1月15日发布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全面传达至团级以上干部。据此，张文彬便将中央的这一决定转告给了李一氓。

《决定》尖锐指出：

在项英的领导下，党政军内部的状况鲜少向中央汇报，几乎形成了一种独立的风气。对于中央的尊重态度，在短短三年间已演变为极端的不正常。

“在项、袁的领导下，由于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加之面对战事时既无有效的指挥策略，亦无坚定的战斗决心，最终导致了失败。此次的失败，是项、袁长期秉持机会主义领导方式的必然结果，绝非常规的战斗失利所能比拟。”

《决定》警示高级干部：

“军队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各独立工作区域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鉴于我国革命历程中长期形成的分散游击战所磨练出的独立自主精神，绝不可演变为对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的不服从态度。若如此，将带来极大的风险”，“须知，手握武器、身为共产党员者，若不遵循中央领导与军委的指挥，无论其自视如何高明、能力如何出众，最终结局难免是失败。”

项英

身为新四军领导核心的李一氓，面对这等措辞分外严厉的指责，心中倍感沉重。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有必要就这份《决定》向中央表明立场，于是立刻着手草拟了一份电报。该电报随后由广东省委经韶关秘密电台发送至延安。这便是著名的“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这份第一号报告电文篇幅并不冗长。首先，它向中央汇报了己方已“安全脱险抵达粤地”；其次，对中央的《决定》表达了“全面接受并坚决拥护”的态度；最后，简要地描述了个人在突围过程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领导廖承志与潘汉年认真倾听了李一氓就皖南事变始末的口头陈述，并指示李一氓将事件的详细情况整理成书面报告，经他们通过电台传送到延安。

李一氓对自1月4日部队启程，至1月6日双方交火，再到1月14日战斗落幕的亲身历程进行了详尽回顾。鉴于事件繁杂、篇幅冗长，他将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整理，记录得断断续续，有时记录，有时搁置，同时还将电报按顺序编号，以韶关发出的电报作为第一号，历时约一个月，共计发出七号电报。

第二号报告，3月6日发布。针对延安来电关于皖变失败是否与敌方特务或内部奸细泄露机密有关的疑问，予以回应。

李一氓剖析道，“在行军作战的过程中，我从未下达过书面指令，一切行动路线均以口述方式传达……作战部署于六日上午经过讨论确定，下午即刻传达，当夜便付诸实施，知晓者寥寥无几。”此外，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陈淡如“在四号黄昏从泾县返回云岭，（若陈事先知晓我军四号晚间的行动，他断不会选择返回）”因此，他推断：“此次战败，并非由于机密泄露或内奸的介入。”

关于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的详细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出走经历，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1941年1月8日，夜幕低垂，部队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阻碍，形势愈发严峻。就在此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秘书长李一氓等四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在未告知军长叶挺的情况下，擅自离队，悄然离去。他们带领少数随从，试图通过小路逃离，以期保全自身安全。

叶挺

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中原局及党中央发出电报，内容为“项、袁、周、李擅自离岗”。随后，由于未能成功突围，他们不得不于10日各自分道返回。

此刻，中央已发出指令，正式剥夺了项英的指挥权限，明确规定军事事务由叶挺全权负责，而政治事务则由饶漱石主导。

项英回到石井坑与叶挺重聚，心中愧疚，不禁潸然泪下。随即，他向延安发送电报，坦白表示自己“临时有所动摇，意图带领队伍从小路穿插撤离”，对此深感“影响恶劣”，并郑重声明了自己“与部队同生共死的坚定决心”。

在面临全军被围的生死关头，信心尽失，毅然决然选择出走。这一举动，使得项英在党内和部队中多年来苦心构建的威信几乎彻底崩塌。

李一氓，作为项英出走事件的亲历者与目睹者，在向延安中央书记处发出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的电文中，对其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陈述。

“大约在晚上十点钟左右，项先生屡次派人寻我，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我返回原位，得知项先生曾派人寻找过我，便立刻前往他的住处。彼时，袁国平和周子昆也正巧在场。

他一手紧握住我，另一手紧握着袁的手，周身围绕在他前方，却一言不发。他匆匆地转身向后走去，身边仅有两三位卫士同行。

周子昆和女儿

起初，我并未明了他的真实意图，原本还以为他是为了找个地方召开会议，以便最后做出决断。然而，并未见到老叶的身影。

行至数十步之遥，袁公始言其卫士未曾至，而周公亦自言未携分文。我方才恍然大悟，项公似乎又要重施其在油山三年的故技。

我进而追问，是否已请过老叶，项的回答却是他已经叫过，但老叶并未前来。

我对此项举措持保留意见，我立刻声明我不同意加入他们的行列。项随即反问，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表示，我将另辟蹊径，即便采取游击战术，也务必携带几支枪械。即便脱离主力部队，我也将想方设法营救出几位干部。此外，我计划设法将军法处、秘书处以及胡立教等人从铜陵、繁昌一带安全转移至皖北地区。

项立刻表示赞同，与我紧紧握手，同时提议将xx一同带去，他身上尚有余款。

袁当时承诺与我同行，然听闻今晚形势不明朗，决定需待明日局势明朗后再作决断。最终，他仍旧选择了与项、周一同前行。鉴于他们所伴随的猎户是此地的唯一向导，双方便分道扬镳，他们遂继续踏上了前行的路途。

袁国平

针对此次离境事件，李一氓于第三号报告终章中向中央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五十年后，李一氓回首往事，心中仍充满深深的懊悔。他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道：

我承认自己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犯下的错误，未能妥善协调叶项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了解到项、袁二人有意脱离队伍，但我既未加以劝阻，也未向叶挺将军汇报此事。相反，我效仿他们的行为，擅自联系了一些军队与地方的干部，一同脱离了部队。实际上，我们并未真正逃离包围圈，不久后还是被迫返回军部。尽管这一过程持续时间不长，从黄昏至深夜，不过短短十个小时左右。（据记忆所修正，实为自8日深夜至10日午时，共计1天半的时间——作者注）总是一个终生的遗憾错误。

报告四，3月20日，主要汇报在行军过程中，新四军以三路纵队的形式组织兵力，并详细阐述了针对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所辖的七个师的番号及其兵力部署。此外，本文还将解析为何北移的部队选择了向南迂回的移动路径。

第五号报告与第四号报告同日撰写。内容上，它们紧密承接前一份电报，主要用以汇报。皖南部队1月6-7日情况。

6日晚，根据潘村会议的部署，皖南新四军分兵三路，冒雨在夜幕中向南急速行进。

7日上午，我军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道路也因此被阻断。时任前线指挥官的叶挺军长，当时考虑指挥部队进攻星潭，意图突破敌人的包围。然而，与他一同前行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表示：

“不妨返回去与项副军长深入探讨一下情况。”

7号下午3时，研究攻打星潭的会议于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力主集中优势兵力直取星潭。然而，项英在战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导致会议时断时续，直至夜幕降临10点，竟持续了长达7个小时。最终，叶挺气愤地表示：

“胜利取决于时间的掌握，我们不容许有任何犹豫，亦不能缺乏坚定的决心。我的立场是，即便决心存在偏差，我也将予以接受。项副军长，请即刻做出决定，无论您选择何种方案，我都将全力支持。”

最终，项英作出决策：放弃星潭之战，率大军后撤，退守至丕岭西部地区。

项英优柔寡断，贻误战机。

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叶希夷叶挺，字希夷。提出二个方案：

（一）迅速后撤，沿原路返回茂密森林，继而横渡青弋江，进攻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等地，必要时甚至向南推进至祁门、景德镇。

袁主张此方案值得探讨，而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从政治角度出发，难以自圆其说。

生存之需此时被置于首位，政治考量则退居其次。然而，这一计划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第六号报告于3月22日成文，详细记录了石井坑保卫战的战事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笔耕不辍，完成了第七份报告的撰写。从军事层面剖析皖南新四军之败因，其见解独到而深刻。全文如下：

反思此次战役的败绩，固然项的政治决策失误是主要原因，然而若仅从军事角度审视，亦暴露出我们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

若行动能提前四五天启动，恐怕局面不至于如此尴尬。

2. 高估了敌人的实力，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误以为第四十师轻易可攻破。

3. 地形的选择至关重要，将自己置于高山之巅或深谷之中，实无益处。

4. 准备工作存在疏漏，参与战斗的人员数量不足，携带的装备亦过于繁重。

5. 持续行军时间过长，导致我方行军力量日渐疲弱。敌方每日能行军百里，而我方却只能推进至四十里。

6. 若是运用兵力不当，致兵力分布过于散乱。若全军齐心协力，同一路向前进发，自不会感受到兵力匮乏或彼此间的疏离。

7. 缺乏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在过去的三年里，战斗大多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展开，而此次六个团协同作战，却鲜见有效的协同配合。

8. 原因在于过往子弹供应充足，我们未曾重视节省弹药，以致后来出现了有枪而无弹的尴尬局面。

9. 参谋长职位职责不明确，致使周子昆不得不专注于后方勤务及教育工作，对于作战部署与指导，他深感力不从心。

10. 缺乏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

11. 在战时，工作完全缺乏周密计划……下级连队的指导员仅限于进行简单的鼓动，却缺少对整个战役的统筹组织。

以下是我对此次战役军事失利之见解。若中央军委再有询问，我将尽我所知予以回答。毕竟，除叶、项、袁、周之外，我所掌握的战事经过要远超他人（报告完毕）。我计划在四月十日左右启程，离开港口前往上海。

鉴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重要角色，他所撰写的7份报告，均成于皖南事变结束后不久，对于新四军历史的研究者们而言，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自是举足轻重。

皖南事变自1941年1月4日爆发，至1月14日结束，整个事件持续了短短11日。

那封电报的撰写，距今恰是三月光景，自那之后，时日不过五六十天。那乃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重大变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此刻若需我进行详尽的回忆，其难度堪比发送电报。”

1938年，新四军的核心领导集体在皖南的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了历史性的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依次为陈毅、项英、袁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以及叶挺。

李一氓受党内口头警告。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随潘汉年辗转抵达香港，不久后便安全抵达了苏北的盐城。

为确保皖南事变中突围归来的士兵免遭叛变投敌者的渗透，新四军新军部与华中局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审查机构。该机构对每一位归队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

在华中局，李一氓依照规定，对皖南事变的经过以及自身成功突围的每日细节，向党组织进行了详尽的报告。

华中局向中央提交研究报告，指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途中擅自离队，认为这是其对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所持的调和立场及自由主义态度，建议在组织上给予其警告。延安方面接到报告后，迅速复电表示赞同。

1941年秋夜，华中局召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会上，李一氓同志深刻反省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失误。与会委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等对其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随后，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宣布了中共中央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错误行为的党内口头警告处分。口头警告，作为中共党纪中最轻微的惩戒，标志着这一决定的严肃性。

在会议之中，李一氓对同仁们的指正以及组织所给予的处分表示了由衷的接纳。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散会前端出一盘土制蛋糕当宵夜。李一氓回忆说，因自己是批评对象，所以对蛋糕迟迟没有动手。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心细的陈毅对李一氓发话说：“错误归错误，吃蛋糕归吃蛋糕。”于是他也上前取了一块。

李一 氓（左）

原以为接受组织处分后，此事便告一段落。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受命重返延安前夕，即2月15日至3月5日，他在苏北阜宁的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的首次扩大会议。在数十位来自各地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李一氓再次被要求在会上就皖南事变的错误进行公开反省。

此后，李一氓曾先后担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以及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务。

在全国解放的曙光初现之际，他相继担任了驻缅甸的大使职务，以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重要职位。

在“文革”的风暴中，李一氓因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件的影响，加之皖南事变突围的历史旧账被翻出，他在国务院外事办的工作岗位上无辜遭受了“专政”的对待，并被关押于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

在此期间，他受命详述个人一生的经历，撰写自传。

自1973年10月获释并落实相关政策后，他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以及中顾委常委等要职。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他未曾就皖南事变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

1981年，适逢皖南事变四十载。那年的金秋时节，李一氓怀着对往昔战友的深切缅怀，踏足南京雨花台畔的望江矶，以崇敬之心祭奠项英。立于墓前，触景生情，他即兴吟咏了一首诗篇。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审视整首诗，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佳作中的佼佼者。诗人精心挑选“霜”、“荒”、“怨”、“伤”等字眼，巧妙地营造出一种低回哀婉的基调，其中似乎隐约流露出对项英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惋惜之情。

李一氓对这首诗颇感满意，于1982年清明时节，他亲笔书写此诗，特意寄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以供永久收藏。

李一氓的书法向来享有盛誉，纪念馆有幸收到他的墨宝，自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不料此诗被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名热心人士目及，其认为诗中情调有所不妥，遂向省委进行了汇报，并最终以省委的名义将此事上报至中央。

中央书记处为此事特地与李一氓进行了沟通。

李一氓未曾预料，一首悼念战友的寻常短诗竟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其心中的郁闷自是不言而喻。

项英、李一氓、叶挺关系微妙。

谈及项英、李一氓与叶挺三者的关系，其间的确显得颇为微妙。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新四军军部并非鲜为人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新四军组建之际，叶挺虽担任军长一职，却因非中共党员身份，部队的实际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副军长项英手中。项英身兼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双重职务，这一安排正是基于中共“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务必保持与叶同志之间的和谐关系。”

毛泽东将叶挺尊称为“同志”，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实则是在提醒项英，切勿将叶挺视为局外人，而应本着“同志”间的情谊来相处。

鉴于无法出席党的会议及军分会会议，叶挺在工作中遭遇诸多不便，亦无法及时介入军务事宜的处理。1938年6月上旬，他在公务前往武汉之际，向长江局委婉地表达了诉求，即“恳请在新四军内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讨并处理所有军政问题”。

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为充分尊重叶挺的正当诉求，特于6月9日致函长江局，予以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其中项英担任主任，叶挺则出任副主任。

然而，在项英于新四军军部的工作期间，他却未能妥善处理与叶挺军长的团结关系。正如陈毅在其《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项英在军中对叶挺军长表现出不尊重、不信任的态度，且未让其独立负责军事事务。甚至到了包揽战场指挥权的地步，以无知自居，误以为己有所知。

叶挺在 新四军 期间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起初，他与司令部参谋处同处一室，后来该处亦搬迁至项英的住所。起初，项英与叶挺共餐于小灶，但不久后，他却转而前往大食堂用餐，将叶挺孤零零地留在了小灶之中。

叶挺

在此情境下，军部内的其他干部亦有意无意地避让叶挺。孤独的叶挺，常手持其珍爱的相机，于军部驻地周边漫步拍照，借此驱散内心的烦闷。

叶挺，怀揣满腔热血，毅然担起新四军军长之重任，立志报效祖国，一展抱负。然而，事与愿违，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束缚，还被项英所排挤。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遭遇，终于在1938年10月导致他提出辞职，愤然出走至广东。

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明确指出：叶挺已脱离新四军序列，故此新四军的问题亟待重新处理，他主张派遣新的将领接任军长一职。

中央书记处接到紧急报告，获悉蒋介石意欲借此事件大肆炒作，遂对此事给予高度关注，并即刻向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出急电。

“即刻邀请叶挺来重庆进行会谈，旨在全面解决新四军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同时要求叶挺向蒋介石表达其愿意重返新四军工作的意愿。”

同时，他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交谈时，务必明确叶挺在新四军中的真实地位和具体职责，以此确保其在新四军能安心履职。

周恩来洞察力敏锐，精准把握了叶项矛盾的核心所在。在回复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他明确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

“叶回四军之际，我的处理方针明确：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务必稳固，工作关系亦需相应调整。新四军委员会中，叶正可担任正职，而项则实际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周恩来发出电报回复，表示赞同新四军委员会提出的“叶正项副”建议。同时强调，“叶挺同志工作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关乎新四军的发展前途，也直接影响着全国各界对我国的同情态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必须“在全体新四军干部中开展教育，确保对叶挺同志的正确认识和态度”。

在山城重庆，周恩来一面积极与蒋介石进行交涉，坚决反对更换叶挺的提议，一面则对叶挺坦诚相见，促膝深谈，最终成功说服了他。周恩来决定陪叶挺回皖南军部。叶挺撤回辞职。

周恩来（位于右侧）与叶挺（位于左侧）共同泛舟于青弋江上的竹筏之中。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同志与叶挺将军一同抵达了云岭。

在军部内部，周恩来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华中发展方针，并就中央对叶挺在新四军中地位予以尊重和确认的指示进行了明确通报。

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强调：

叶挺同志，一位兼具卓越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在北伐战争时期被誉为杰出将领。他对党的事业怀有深厚的热爱，对人民解放事业倾注了满腔热血，始终忠诚于爱国主义的事业。不能认他非是。党员而不信任。

留在党内，实不如投身党外事务，此举对于党的事业而言，益处更为显著。如此深切忠诚于党的干部，若你都难以凝聚，那还有什么人值得你团结呢？”

项英、周恩来、叶挺

然而，不到半年的光景，叶挺再度提出了辞职。此刻，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已显露无遗，主要体现在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不同见解上。

1939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共同签署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针对长江以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

“当前，江南新四军正面临着极端艰苦的境遇。随着活动区域的缩减与孤立，行动受到极大限制，部队被迫分散，编制和经费亦遭受严格限制。实际上，新四军正顽强地在顽固派与敌军的夹击下求生存。唯有坚定不移且巧妙地执行部分部队坚守江南现状、主力挺进江北的策略，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江北，方能使武装力量得以保全并持续壮大。”

提出5点建议给中央。

（一）即刻派遣大量政治工作干部赴江北，做好政治上的筹备工作；（二）先将弹药、药品等物资转移至江北的指定位置；（三）在江南仅保留必要部队的同时，主力部队分阶段组建游击支队，分散渡江；（四）将主要作战区域定位于津浦铁路以东地区；（五）指挥机构需秘密转移至江北。

叶挺数月前曾亲赴江北敌后实地勘察，对此地新四军的发展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深知其远胜于皖南。他所提出的建议，相较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战略突破口，以开启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上更是提前了半个月。这无疑体现了英雄们的共识。此事充分展示了叶挺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和对全局掌控的深刻理解。

1955年四月，在首届亚非会议的召开之际，陈毅与昔日旧识、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共同追忆皖南的往昔岁月。

自新四军开始集中整编之际，内部矛盾便逐渐显现，叶挺军长与项英副军长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

我对项英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私交亦颇深，但在军事战略的方针上，我则坚定地站在叶挺一边。我与项英多次于私下进行深入讨论，于会议之上展开激烈辩论，然而双方始终无法说服彼此。

令人惋惜的是，项英最终未接受叶挺与陈毅的正确建言。倘若当时果断实施那五项部署，迅速将主力部队和军部分批转移至江北，又怎会触发后来的皖南事变呢？

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2010年，在赴台进行学术交流的行程中，我有幸于陈诚先生带入台湾的“石叟资料”中，觅得一本1939年3月编纂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小册。该册子在其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记载：

“人事安排均由党组织统一领导，军长叶挺……党内的权力则主要由副军长项英全面掌控。据悉，叶挺与项英之间关系并不十分融洽。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关系尤为紧密，人们常将其比作项英的灵魂。”

这无疑源自国民党的一贯观点。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众人皆知叶、项关系不和，这也足以证明此事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

李一氓与项英之间的联系，无疑远超与叶挺的亲密程度，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皖变期间，项英中途脱离队伍，他舍弃了叶挺，也放下了饶漱石，除了与袁国平、周子昆一同离去外，更特别多次派遣人手寻找李一氓，这充分彰显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深厚。

从李一氓视角看：

若叶、项二人之间的争执公之于众，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那倒是方便了，我们便可以逐一厘清双方的是非曲直，秉持大局为重，逐个妥善解决。”

然而，这一矛盾宛如幽灵般忽隐忽现，双方均未曾直接向我明示。彼时，我亦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之严重性，加之我亦无权将他们召集一堂以进行调解。

朦胧中，叶挺不时萌生借口，意图摆脱新四军的束缚，进而选择遁入重庆或澳门的避风港。同时，项英也暗中策划，试图促使叶挺主动脱离新四军的行列，并提供相应的协助，助其成行。

鉴于李一氓早年与叶挺、项英曾有过交往，中央在策划组建新四军领导班子时，便将其纳入了考量范围。至1937年年底，在李一氓受命前往新四军任职，即将告别延安之际，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他叮嘱道，鉴于他与项英、叶挺均颇熟悉，希望他能充当项、叶二人之间的调和者。

1927年初，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一众成员合影留念，其中后排左起第二位为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第三位为林伯渠，前排左起第二位为郭沫若，右起第一位为李富春。

晚年李一氓感叹：

缓冲人失败了。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主任李志光，就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的相关议题，多次拜访了李一氓。到了1990年，那位多年来对皖南事变保持缄默的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的第五期中，发表了题为《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的文章。遗憾的是，同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与世长辞。

1992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李一氓生前自传整理扩展而成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书中专设一章，长达4.5万字，对新四军与皖南事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著名学者何方在2001年第5期的《百年潮》杂志上发表文章，分享了他的阅读感悟。

“显而易见，作为涉事一方，他似乎隐藏着一些难以启齿的秘密。”

究竟是倾诉还是缄默，是言辞冗长还是简洁有力，是直言不讳还是委婉含蓄，这些抉择中的纠结，或许正是李一氓先生生前将回忆录命名为《模糊的荧屏》的深层含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