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毛张矛盾

来源：人民网

作者：胡乔木

毛、张长征中合作有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则故事。张闻天下令，要求全体人员按时起床，届时鸣响号角。毛泽东夜间工作，早晨难以起床，于是怒斥道：“哪里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从未禁止过我如此。”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先生邀请张闻天同志的选集传记组成员就其回忆张闻天的文章进行交流。与会者包括张培森、程中原、已故的施松寒以及我本人。（结语附视频《张闻天：一位被历史所遗忘的杰出人物》）

胡乔木取出一页已完成的文稿，解释道，他的文章构思已久，却因眼疾困扰，不便撰写长篇文字。同时，他的脚部也出现了一些不适，虽为暂时之症，但在四月内对工作造成了显著影响。鉴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截稿日期将至，故此向我们求助，希望能临时应急。

本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收录于《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该文经张闻天同志亲自审阅与修订，分别于《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及《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予以发表。

未纳入整理内容的核心，主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关联，胡乔木直言这些内容“颇难落笔”。

时至今日，二十余载光阴已逝，公众对党史资料公开的渴求愈发强烈，同时鉴别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亦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整理此文正当其时，尤其是依据那些当时未曾公之于众的档案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曾邀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专家对记录进行复核。

延安时代的毛、张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有较深怨恨。

1941年，我有幸被调任毛主席的秘书。在这一段历史中，某些细节的记录颇为棘手。

毛主席曾就我对张闻天的观感进行询问。我回应道，印象颇佳。毛主席曾对冯文彬提出过批评（注1），这对我们而言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对张闻天颇有微词。他言道，你并未真正了解此人，此君恐怕难以胜任任何工作。

在那金秋时节，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免去张闻天同志会议召集人的职责。毛主席在会上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存在空谈、高傲、胆怯、软弱、自私等问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自视甚高，不愿与人亲近，深入群众的机会不多，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也颇为不足。即便是在会议上，他也只是机械地按照议程一、二、三、四进行。

毛主席批评不错。

彼次对张闻天撤销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的决定，亦与他三次参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关，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政治形势分析与某些议题上，他与博古的观点相吻合，但在苏维埃的具体政策制定上则存在分歧。

那批评，后来才得知。

随后，张闻天前往绥德（注3）一游，归途中亦参与了一场整风活动，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其影响力广泛，不仅在革命根据地深具影响，亦在国统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共产党人常被误解为不重人情，不讲究人际交往的礼节。然而，本文正本清源，消除了这一偏见，为共产党人的形象进行了正名与提升。

然而，在整风运动中，该文章遭到了批判，指责其缺乏阶级立场。

康生批评强烈，毛主席亦不赞同。

实际上，那篇文章阐述了社会的阶层划分，并强调了与不良分子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转换失败】：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这始终是毛主席未能解答的疑惑：谈及人性，总会触及阶级的印记；每当目睹有人论及人性，他便会表示反对。

当时批评过于激烈。

在七大选举中，虽然着重提及了王稼祥的贡献，但张闻天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事实上，张闻天的贡献至少与王稼祥相当，甚至有过之。他亲自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并因此被推举为总书记。

在一段时期内，毛主席特别邀请王稼祥至杨家岭居住，凡事均与他商讨。

后来，有人传言，“山沟里难以孕育马克思主义”乃王稼祥所言，毛主席听闻此语后，对他的态度便显得冷淡。

毛主席后来信任了王稼祥。

在中联部后期，意见分歧开始显现，王稼祥不幸遭到了批评。王稼祥坚信对欧洲和平运动的态度不应是敌视，因此提出了一项折中的建议，主张应分别对待。于是，他们共同签署了一封联名信。

毛主席虽感不悦，但对王稼祥却始终较为宽厚，且王稼祥的解放时间亦较早。

毛主席对张闻天的情感颇为复杂，积怨颇深。在整风运动期间，他撰写了数篇文章，专门对张闻天进行批评，然而，这些文章并未纳入他的发表计划。(注4)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毛：洛甫意见大致可行。

1944年，毛主席指派张闻天、陈伯达以及我本人担任其政治秘书一职。（注5）

与张闻天共居枣园。

张闻天所著的中国革命大事记，宛如一部详尽的年表，极具珍贵价值。若今日有幸觅得，实为一大幸事。（注6）

记有不少少知事。古田会议核心是毛主席与陈毅的争执。

毛主席曾强调，红军要想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坚决抵制陈毅主义。若不摒弃陈毅主义，革命事业必将面临失败的危险。

陈毅性格随和，行事不拘小节，对命令有时置若罔闻，对禁令亦常视若无睹。毛主席则截然相反，他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严格执行。尽管他的言谈风趣，但在处理事务上却极为严谨。

随后，陈毅抵达上海，周恩来叮嘱他必须坚定地服从毛主席的领导。陈毅返回后，古田会议方得以顺利召开。

古田会议主要聚焦于朱德与陈毅两位领导人。在会议中，毛主席持不同意见，认为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遂选择退出前委。

随后，陈毅亲自拜访，他据此撰写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因此，决议中提出了极为严格的主张。

担任政治秘书的职责，实则并不繁重。张闻天便专注于撰写个人笔记与回忆录，勤奋不懈。彼时他正值青春年华，且所记录之事发生不久，因而对细节的捕捉尤为清晰。

起初，毛主席命我等草拟七大报告，然终觉所撰文稿未能达标，遂决定亲自执笔，从头至尾亲自撰写。

张闻天（1900—1976），别名洛甫，系上海南汇县人士。

抗战胜利之际，张闻天赴东北之地，此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

我在1948至1949年期间得知，他倾注心血钻研经济建设方针，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颇具洞见的报告。

在那个阶段，他针对合作社问题所撰写的报告，力主推行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制度，与少奇同志的观点存在显著分歧。少奇同志对此类主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洛甫提出，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少奇则反驳，认为利润并非企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这样的表述显得过于绝对。

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指出，关于你的来信，我并未详尽阅读。就我所了解，洛甫的意见大致可行，稍加修改，亦适用于此。毛主席赞同张闻天。

1950年，张闻天应召赴京，肩负重任，即将就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一职。

原定于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党中央本拟派遣张闻天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毛主席曾指示我草拟相关新闻稿，并特别强调需在稿件中提及张闻天系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战士。然而，因故中央最终改派了董必武担任此职务。

张闻天接任王稼祥为驻苏大使。

在王稼祥任职期间，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一度紧张，苏联方面甚至怀疑我国可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当王稼祥归国之际，竟然连一场欢送宴会也未举行。

张闻天离任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登上了苏联的政治舞台，形势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他离别苏联之际，苏联方面给予了他热烈的欢送。

事后在批判张闻天之际，曾提及王稼祥在苏联遭遇冷遇，而你却颇受欢迎。然而，实则张闻天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有着更为深厚的掌握与理解。

1954年，我有幸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期间多次造访我国大使馆。张闻天同志勤奋于调查研究，他多次向国内发送电报，详述苏联的最新动态，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我建议他着手撰写更多关于苏联领导方式的电报内容。在那个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导方面似乎步入困境，而苏联在管理经济方面显得井然有序。我期望他能够多撰写此类电报，以期对国内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随后他撰写的电报数量并不多，这或许与中苏之间的分歧不无关联。

张闻天掌舵使馆，内部事务井然有序，众人对他的领导力深信不疑，周围聚集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然而，在这段叙述中，措辞确实颇为棘手，因为部分人士与外交部的关联略显复杂。

1958年，陈毅接棒周恩来执掌外交部长一职之际，中央高层曾权衡是否应保留张闻天在外交部的职位。

周恩来评价张闻天在外交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极大的认真与细致（譬如，他曾亲自走访我国遍布全球的驻外使领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巡回考察，此类举措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外交部领导层中鲜见），因此他建议留下张闻天。

张闻天工作获中央好评。

张闻天 刘英

毛委员：这些新兵从何而来？朱总司令未曾阻止过我使用！

毛、张长征中合作，亦存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则故事。张闻天要求全体人员按时起床，届时鸣号。然而，毛泽东夜间工作，清晨难以起床，因此他生气地问道：“这哪里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可从未禁止过我！”

张闻天勇于担当，即便是此类事务本可置身事外，然而他的知识分子气质使他难辞其咎。

还有一次，毛主席会上给了张文件。

张闻天：此事勿议。

毛主席将文件掷至地面，断然表示，会议不应沦为空谈，而应直面问题。

毛主席的讲话如同辽阔的天空，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其中蕴含了众多深刻的道理。

张闻天偏爱遵循严密的办公模式，他认为会议必须有所准备，制定详细的议程，并依照既定计划严格执行。

列宁曾下达指令，要求与会者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位工程师因超时被其打断。张闻天亦采纳了此法。

毛主席对此种会议形式颇感不适，常于会议中转移讨论焦点。

1938年，前排自左而右依次为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自左而右依次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郁达夫：你能当诗人。

在庐山会议上，我与张闻天的观点颇为相似。事实上，早在苏联期间，我们便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意见便已趋于一致。

《歌特》一文由张闻天执笔（注7），其创作并无争议。然而，该文影响力有限，或许是因为作者不久后便离沪，未能对“左联”的实际运作产生显著影响。即便周扬、夏衍未曾采纳，鲁迅亦未予以认可。

那时，我们出版了一份尺寸为32开的刊物，名为《中国青年》。

1941年二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张闻天早年所撰写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本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反对再次刊登。然而，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向他详细阐述了我的考虑。

彼时绥米警备区方才重获解放，青年学子云集，文化素养普遍较高，我坚信发表《飘零的黄叶》将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自张闻天处得知，小说初问世时，郁达夫曾对张闻天言道：“你这篇小说犹如一首诗篇，你大有潜力成为一名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堪称一篇优秀的作家评述。在对中国作家王尔德的研究中，此篇作品至今未见有更系统、更全面的论述问世。张闻天所译的《狱中记》亦然，时至今日，尚未有新的译本能够取而代之。

1959年，张闻天庐山

注释：

注1：针对冯文彬的指责，实则涉及1938年时对其在青训班逮捕人员行为的批评。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我与张闻天同志首次在工作上有所交集，那是在我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担任陕西安吴（隶属于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副主任期间，因一件具体事件而引发的。

冯文彬同志当时并未身处安吴，想必是因公事而前往西安。班中有一位名叫陈珍雄的广东籍青年，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此刻在青训班中宣扬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一情况被现就职于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廖季立同志所举报。

除陈珍雄之外，尚有一两位持有相似观点者，亦参与其中共同活动。

彼时，康生归国不久，便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不久后，我与同在青训班担任要职的张琴秋等同志商议，决定先行对陈珍雄进行批判斗争，继而他及其参与托派宣传的同伴，一并予以逮捕，并预备送往延安接受处理。

恰在此时，冯文彬同志归返，不久便收到了张闻天同志发来的电报。

大致而言，青训班的设立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这一现象的形成与西安事变所遗留的特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红军驻扎于泾阳、三原等地，红军部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了在西安与延安之间设立联络站以便利运输、交通及其他联络事宜外，还在泾阳县的云阳镇设立了留守处，并在安吴堡接待了伤员，这两地均位于三原以西不远处。国民党当局正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取缔青训班。如今，青训班非但不是官方机构，竟敢擅自逮捕人员，这无疑为国民党提供了口实。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所犯的错误，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这封电报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示，使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

最终，陈珍雄等人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被转送至长安县政府，而该县的县长则是党的支持者，因此得以被释放。

注2：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此行乃张闻天深入陕北与晋西北农村展开的调查之旅。绥德，作为此调查的首个停留之地，亦成为了旅程的终站。

注4：即针对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论文”。

胡乔木评论道：“这组文章的确锋芒毕露”，“措辞锐利且尖酸，间或掺杂几分嘲讽的意味”，“其中不乏刺耳的过度言辞”。

起初，毛泽东未曾有意将此组文章公之于众。然而，在1965年五月，他修改文章之际，萌生了再次发表的念头。他对这些文章情有独钟，于1974年六月特地翻阅了它们，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仍让人朗读给他听。

注5：在《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收录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胡乔木提及：“毛泽东同志曾有意让张闻天同志在其身边从事政治研究工作。”该文后来被收录于《胡乔木文集》中，改用了“政治秘书”这一表述。

注6：该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誉为“一种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

胡乔木曾评价道，这部作品是张闻天基于“其亲身经历及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所见所闻”所创作，“蕴含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他本人亦坦言，“有些历史细节，我便是首次从这部作品中得知的”。

此批文献包括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于陕北及晋西北的调查报告及诸多材料，于1947年胡宗南对延安发起攻势的紧张关头被焚毁，“实乃令人痛心疾首、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注7：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于1932年11月）。

文章犀利地指出了那种排斥第三类人物及其作品、将文艺创作简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封闭主义谬误。

经程中原核实，瞿秋白与冯雪峰对此次批评表示接受，由此，围绕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议题的争论遂告平息。

鲁迅于1932年12月所撰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其立场与歌特文章中对关门主义的批判，在步调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