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整个欧洲的上空，乌云密布。

一股法西斯的阴霾，正从德国柏林，朝着四面八方疯狂蔓延。水晶之夜的碎玻璃，还残留在犹太社区的街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像惊弓之鸟一样，拼了命地想要逃离这片世代生息的土地。

可是，他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对他们关上大门。

同年7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牵头下，3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法国小城埃维昂，开了一场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听起来是不是很有人情味？感觉像是救世主降临了？

别急。

这简直就是一场堪称“史诗级”的甩锅大会。

会上，各国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嘴上说着“我们深表同情”，身体却无比诚实。澳大利亚代表说：“我们没有种族问题，也不希望因为收留难民而输入一个。”法国代表说：“我们已经饱和了。”加拿大代表更是直言不讳：“一个犹太人都不多。”

就连发起会议的美国，也只同意接收区区两万多人，而且还附带了一大堆苛刻的条件。

希特勒在收音机旁听着这一切，据说都快笑疯了。他轻蔑地对着全世界说：“我愿意把这些‘罪犯’，用我们最好的豪华游轮送出去，就看你们愿不愿意‘慷慨’地接收了。”

全世界一片沉默。

就在这片死寂之中，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却悄然向这些绝望的人们，伸出了一双温暖的手。

当时，国民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一个名字听起来就充满山河气魄的中国人。他看着每天在领事馆外排着长队、眼神里充满恐惧与绝望的犹太人，做了一个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决定。

签！给他们签证！

那时候，一张去往国外的签证，就等于一张活下去的船票。可他的上司，驻德大使陈介，却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他这么做，怕得罪纳粹德国。

何凤山不管那一套。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被撤职的风险，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时间里，他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没人知道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和档案，至少有数千张。每一张，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得以逃出纳粹的魔爪。

他，就是“中国的辛德勒”。

而这些签证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地方——上海。

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漂洋过海，涌入了这座“东方巴黎”。当时的中国，自己也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淞沪会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南京城的血迹尚未干涸，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朝不保夕。

可即便如此，善良的中国人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这些异乡人。慈善机构为他们募捐，普通市民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上海的提篮桥地区，甚至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犹太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剧院和咖啡馆，在绝望的战争年代，硬是活出了一片小小的天地。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高潮。

一个更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计划，正在酝酿。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正式提交了一份提案。

什么提案？

他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境，划出一块特定的区域，建立一个“犹太人特区”，用来大规模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这已经不是给一张船票那么简单了，这简直是要给他们一个家啊！

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诺亚方舟”计划。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积极响应，表示愿意接纳。蒋介石接到提案后，大笔一挥，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

消息传出，一位名叫贝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商人激动万分。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更详细的方案，计划将10万犹太人，连同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一起移居到中国。

这听起来，简直是一场双赢的“天使投资”。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在给蒋介石的报告里，冷静地分析了利弊：

好处很明显，能获得美英等国的同情和支持，还能引进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简直是抗战的“神助攻”。

但坏处，也同样致命。

朱家骅的顾虑有三点：第一，犹太人太会做生意了，大规模涌入，会不会冲垮我们本就脆弱的商业秩序？第二，如果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那跟纳粹德国的关系，可就彻底掰了。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在中国境内划定一个特区，让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聚居，万一，我是说万一，几十年后，他们要求自治，甚至搞民族自决怎么办？这会不会变成一个“国中之国”？

这个顾虑，现在看来，简直是充满了惊人的远见。

就在国民政府内部反复权衡、犹豫不决的时候，纳粹德国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他们立刻派人前来交涉，言辞激烈地表示抗议。

内有深谋远虑，外有强敌施压，再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日益恶化，自顾不暇。

最终，这个宏大而仁慈的“诺亚方舟”计划，只能被无奈地搁置了下来。

故事到这里，似乎充满了遗憾。

但是，请允许我说一句：幸亏，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达成。

为什么？

善良是没错，仁慈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全世界都在冷眼旁观时，只有我们，向一个素不相识的民族，张开了最温暖的怀抱。这份恩情，足以让历史铭记。

但是，善良，不能没有锋芒；仁慈，更不能没有底线。

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过。毫无原则的善良，最终只会引火烧身。

我们庆幸，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在展现了最大善意的同时，也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和最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们明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主权的完整和长久的安定。

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请看一看今天的巴勒斯坦。

那里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