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踏上访华之旅，在北京与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亲切会晤。紧接着，周恩来总理亲自全程陪同对艺术情有独钟的蓬皮杜总统，游览了精心挑选的多个地点。行程的最后，他们抵达了上海。在那一天，周恩来总理神态自若、面容带笑地与蓬皮杜总统一同走下飞机，虹桥机场上载歌载舞、手捧鲜花的欢迎人群，无人料到周总理在此次访问中，是在身患重疾的情况下抱病出行。

昔日，周恩来常伴国宾出访各地，却始终未曾让邓颖超同行。然而，这一次，他却打破了惯例。或许周恩来已察觉到时光的流逝，毕竟，这趟上海之行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

9月16日午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抵达上海，暂居于茂名南路五十八号的锦江俱乐部。邓颖超并未在外国来宾面前亮相，而是由上海方面的负责人陪同，追溯了她与周恩来共同在此城市生活、工作、并肩作战的点点滴滴。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邓颖超抵达了上海大厦的十四楼，她倚靠在栏杆上，眺望着波光闪耀的黄浦江。她的视线轻轻扫过外白渡桥，最终定格在桥畔一座典雅的英国古建筑上，那里曾是苏联领事馆正对的浦江饭店。

邓颖超问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彼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这饭店原名是什么？”

徐王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邓颖超説——

昔日，此地被誉为礼查饭店，乃公共租界内颇具奢华之所在，我曾与恩来同志在此留宿。那回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局势急转直下。我党急需与邻近驻扎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络，以期获得他们的援助。这支军队中，有我党一位同志的胞弟担任师长，他乃浙江人士，我们本以为他会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同情。

那天，周恩来同志与上海总工会的几位同仁亲自上门，与那位师长进行交谈。师长表面上表现得十分热情，与恩来等人交谈了许久，甚至留他们共进晚餐。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在敷衍我们，企图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白白浪费了数个小时。当恩来等人终于离开那位师长处，返回上海总工会时，却发现已经晚矣——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已被缴械，部分同志不幸被捕……于是，依照党组织的指示，恩来同志和我一同搬入了礼查饭店。

那确实是一家高级的饭店，当时入住的尽是外籍人士与所谓的“高等华人”。我们踏入其中，亦要摆出一副阔绰的模样。周恩来身着西装革履，而我则身着一袭旗袍，脚踩高跟鞋，装作阔太太的样子。我们在礼查饭店逗留了两个多月，足不出户，全赖地下党组织派人秘密联络。那段时间，我们简直是被憋得透不过气来！

随后的岁月里，周恩来辗转至江西，肩负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重任。起义虽告失利，周恩来却毅然决然，经香港等地辗转，重返上海，投身于秘密斗争的漩涡之中。在那个时期，周恩来以“伍豪”为化名，邓颖超则以“逸豪”自称。

谈及这些化名，周恩来曾讲述过一个颇具趣味的故事——

自“五四”运动以来，周恩来与邓颖超均在天津投身于“觉悟社”的行列。彼时，进步青年群体力求与旧传统彻底决裂，倡导废弃旧名。在“觉悟社”中，成员们均不使用本名，然而又需设定一个新代号作为名字。于是，众人于纸上写下序号，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抽中哪个号码便成为该成员的新名字。周恩来抽得五号，遂更名为“伍豪”。邓颖超则抽得一号，随之更名为“逸豪”。

自1927年至1932年，周恩来在上海以伍豪为化名，与邓颖超并肩作战，共度了长达五年的隐蔽斗争岁月。

周恩来彼时身为党中央五位常委之一，同时肩负中央组织部长与军事部长之重任，其行踪与居所必须严格保密。彼时，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极度危险，为避开敌人的追捕，不得不频繁搬迁住所。邓颖超时常为寻觅新居而四处奔波。

在周恩来陪同蓬皮杜访问上海的这段时间里，邓颖超并未承担外事任务，于是她便踏上了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的参观之旅，并在虹口公园缅怀了鲁迅先生的墓园。自从离开上海多年后，此次重游故地，她不禁唤起了往昔的诸多记忆。她对上海的诸多街道与建筑了如指掌，作为在这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战士，她更是能流利地讲出地道的上海话。她乘坐车辆穿梭于上海的各个角落，渴望探访那些曾经与周恩来一同居住过的民居。

周恩来在那个时期以商人的身份示人，或着长袍马褂，或穿西装笔挺，外出前常常需要精心伪装。邓颖超则以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同样需要装扮得体面大方。他们挑选的居所既不能过于简陋，又需巧妙地隐藏，避免过于显眼，以便融入上海的市民阶层之中。住所周边不宜有敌对势力活动，亦不宜与熟识的同志或友人过于接近。理想的住房宜位于二楼的前楼，便于观察周遭动静，并方便与前来会面的同志保持联系。同时，住房必须设有后门，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撤离或转移。

那天，邓颖超结束了对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的参观，于车上回忆起往昔与周恩来在闸北区某民宅居住的岁月。随即，她指示车辆驶向中山北路，盘旋数圈，试图寻觅那段往日时光的痕迹。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的旧居已难觅其踪，闸北区的那栋房子，恐怕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邓颖超的目光透过车窗，落在了一座灰墙黑瓦、颇具年代感的老式两层楼石库门住宅上，她指着那座建筑，感慨道：“我们当年租住的，便是这样的居所。”

通风良好，光线充足，视野也十分开阔。透过木框长窗，可俯瞰街景，或是留意外界的动静。人们亦可在窗台上摆放花盆或悬挂窗帘，以此作为相互间的秘密联络方式。

邓颖超忆起往昔，言道——

彼时，我与恩来共租了一间位于楼上的房间。恩来以商人身份行事，偶尔需外出“洽谈业务”。而我则担当起商人妻子的角色，负责家中琐事。房东乃一位小有成就的老板，原籍浙江宁波，他们一家住在楼下。这位老板及老板娘对我们极为和善，每逢佳节，更是热情邀请我们共进餐宴。

那一年，正值新春佳节，老板盛情邀请我们共赴年夜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美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恩来在敬酒之际，不慎将一个饭碗摔落，摔得粉碎。宁波习俗繁多，大年夜打破碗筷，乃是不祥之兆。恩来一时慌乱，连忙向众人道歉，我也赶紧上前应酬。那位小老板口中喃喃自语：“岁岁平安，岁岁平安……”(碎碎)平安! 岁岁(碎碎)"平安，搞定这事儿了。"

邓颖超继续说——

周恩来偶尔需要外出参加会议，这相当于他出门“洽谈业务”。然而，我若是总是待在家中，难免会引发他人的疑虑：一个商人的妻子怎么在上海没有亲朋好友？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我便需外出，告诉房东是去拜访亲戚、探望朋友。实际上，我乘坐一辆黄包车在街头巷尾随意游荡，度过一番时光后，便返回家中，声称刚从亲戚家回来……

在党内，我负责分担一些联络与机关事务。记得有一次，我身着盛装，外套皮大衣，内衬长旗袍，携带着一宗党内的机密文件，计划将其从我国境内运送至租界内的一个联络站点。我雇佣了一辆黄包车，将文件稳妥地放置于车前的踏板上。

当我乘坐黄包车抵达一处十字路口时，突然发现前方聚集了一队外籍巡捕与我国警察，他们正将道路封锁，拦截过往的车辆与行人，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抄靶子”的行动。(搜身)。我原本打算转身返回，但已然错过了时机，无奈之下只得鼓起勇气，让黄包车继续前行。表面上我努力保持镇定，双脚不自觉地踏在那些文件之上，然而内心却满是紧张。车子抵达了那些巡捕和警察的面前，他们见到我身着考究，举止从容，误以为我是一位阔绰的夫人，竟未对我的行囊进行搜查，只是轻轻挥手，便放我通过了关卡。真是惊险万分啊！

此刻，汽车恰巧驶过茂名南路，邓颖超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窗外的上海艺术剧场。她手指着那座轻盈而历史悠久的建筑，思绪不禁回到了往昔。她言道——

这不就是昔日的兰心剧院吗？此地曾名慕尔鸣路，兰心剧院也曾放映电影。记得当年周恩来同志与我秘密转移期间，有一晚我们俩实在难以忍受，便悄无声息地来到此处观赏了一场电影。不料组织得知此事，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指正，指出我们违反了党的保密工作规定，擅自出现在公共场所，此举存在安全隐患。我们随即进行了自我反省，此后便再未敢私自观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