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的一天清晨，东海依旧雾气蒙蒙。就在这天，第三海上巡逻区司令部里传出一个消息：舟山作战基地新任政委已经明确，只有39岁。他叫张逸民。值班军士愣了几秒，才把任命电报送进会议室。正是这份电报，让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位转行才十几年的“海上新兵”，也引出了他近二十年的战地轨迹。

张逸民出生于1929年深秋，黑龙江松花江畔的风早早吹冷了田地，却没有冷掉少年看世界的眼睛。读私塾时，他能背《四书》，到县立中学，课余又去找《抗日三字经》。老师批过他作业，说这孩子爱胡思乱想，可也承认他记性极好。那年冬天，日本特务在镇口设卡，父亲被推搡，少年藏在屋后，第一次体会到“国难”二字沉甸甸。自此，他把“当兵”写进心里。

1946年四月，东北新雪刚化。张逸民找来县里地下党员，自报姓名，请求参军。对方掂量许久：“野战军要先试用。”当晚，张逸民被安排给伤兵打热水、抄作战简报，没几日就跟着队伍开往通化。枪声、滚雷、夜行军，都在那一季春天里砸进他的耳朵。辽沈战役打响时，他所在的东北野战军六纵补充团被下达命令：“拿下锦州火车站。”队里新兵不敢跑，张逸民抱着捷克造轻机枪，第一个从护路壕里跃出。弹片划破左臂，他没停。站稳脚跟的那刻，他才发现手里的枪管烫得通红。

辽沈胜利后，张逸民随着主力一路南下。过长江之夜，暴雨如柱，士兵脚下只剩泥水。他咬牙扛行李，再加十斤弹药。有人半路摔倒，他把对方包袱往身上一搭：“命要紧，东西我背。”这句话成了战友后来提起他的口头禅。广东追剿残敌时，他被调到侦察排。一次夜间潜伏，他摸进敌前沿探哨，捡到一只冷锅盖，随手带回。排长笑他手痒，他却认真说：“这片铁皮提醒我，敌人吃饭也得躲炮火。”一句玩笑，让老兵都竖起大拇指。

1950年，陆海空三军扩建方案下达。张逸民突然接到命令：转海军。行军背包还没卸，他就被塞进青岛鱼雷快艇学校。海风腥咸，讲台上是密密麻麻的物理符号。许多陆军出身的学员头疼不已，有人暗自打退堂鼓。他却在宿舍门后贴了一张纸：一句话——“不懂就问，琢磨到底。”夜里熄灯号响，他还在用手电照着资料本，计算突击航速与射角。教官笑他死脑筋，他回答简短：“陆军会用标尺，海军就该会用罗经。”

1955年3月18日，东海海面风力五级。早晨七点，102艇和姊妹艇101艇获得指示：出航警戒。刚驶出防波堤，雷达兵报告：“二十四海里外发现可疑目标。”艇长们对视一眼，下令提速。接敌时恰逢大浪，102艇左管故障，鱼雷弹射失灵。返航命令从指挥船递来。张逸民举手请缨，话不多：“问题归我，让我再上。”同批艇长劝他冷静，他只说了四字：“机会难等。”

仅一小时，艇上技术班排除管路堵塞。为了平衡不良，艇右舷仅装一枚鱼雷。空载一侧高出水面，浪头打来，艇身侧倾。驾驶员担心，他板着脸：“再想也白搭，坐稳。”十二点四十，102艇贴着浪峰滑行，距敌炮舰两百米，张逸民按下发射钮。十秒。爆焰翻腾，巨舰倾覆。望着远处水柱，他深吸一口气。返航码头，年轻机电兵扔下缆绳，一把抱住他：“艇长，真中啦！”战报飞到北京，总参电令嘉奖。“单艇独雷”遂写入海军教材，成为第一条教例。

三年后，金门外海炮火骤起。1958年的海风混着硝烟。张逸民挂着二级战斗英雄胸章却并不轻松。这一次，他奉命率艇支援岸炮。敌军登陆舰吨位大，炮口多，稍一暴露就会被锁定。快艇灵活，但钢板薄。第一次交锋，他靠蛇形航迹击沉敌方一艘800吨的坦克登陆舰，士气高涨。可第二轮出航，天气突变，海况恶劣。敌舰炮声持续，浪头把快艇抛得像木屑，舱壁被弹片打穿。张逸民落水，救生衣被海水拍得噼啪作响。冷浪灌进鼻腔，他短暂眩晕。远处总部电台反复呼叫：“认定位置，火速营救！”若干小时后，救捞船抵达，他被拉上甲板。随后的休整期，他几乎不说话，除了翻作战日记就是对着舷窗记录漂流路线。老战友劝他：“胜败兵家事。”他摇头：“败也要找到原因。”

1965年6月，侦察站收到无线电：马公岛有两艘大型目标起锚，航向福建东山附近。联络密码识别为“永昌”“永泰”。指挥所研判，此行多半插播敌特、骚扰渔区。海军党委做好“以艇对舰”预案。周总理批示：“慎用兵，重存量。”作战会议上争议激烈，大舰火力强，快艇近身就有机会，但伤亡难测。时任副指挥的张逸民开口前静默几秒，他把图板往前推：“不拦截，他们闯到内水，后悔来不及；拦下，只能贴身。我们艇多，用数量织网。”会议结束，他自请领第一波突击。

黄昏七点，各艇分三路急进。敌舰发现雷达光点增多，立刻加速。海面被夕阳染红，也掩盖了快艇白浪。张逸民指针定在最高航速，咬住“永昌”号右舷盲区。距离五百米，他命令减速，预留射界，随后下令发射。鱼雷划过水面，在两舷之间炸出玄色蘑菇云。巨舰失去动力，被浪拖向浅滩。另一侧，“永泰”号想靠烟幕突围，却被拦截艇连续开火，桅杆中段断裂。当夜零点，海面恢复黑暗，敌舰火点全部熄灭。

战报抵京。毛主席批注：“以小制大，善。”周总理勾画“艇网战法”一词，电示海军。“海上爆破手”这个称号从此压在张逸民肩上。两年后，他被提名舟山作战基地政委。任命文件下达前，一位总部首长笑问：“升得快，心里稳吗？”他半真半怯地说：“报告，太快，怕压不牢。”这句话带着尴尬，却也显露一名基层出身军官的忐忑。

舟山群岛线长点多，渔民杂居，后勤补给线绕来绕去，新政委上任第一天，没有进办公室，而是踩着早潮随海上巡逻队去最远前线码头。艇兵喊冷，他让伙食班煮姜汤；哨兵反映灯塔故障，他干脆下令整修并亲自检查电缆。“政委不只写口号，也得拧螺丝。”这句话几个月后传遍基地。

1969年初，东海再现不明潜航器踪影。舟山派出反潜分队，张逸民与司令员一起驻守前线指挥所。深夜一两点，指挥所常突然停电。备用油机老旧，火花炸得人心惊。有人建议把政委送回本部，他摆手：“前线士气高，在这儿能压得住事。”巡逻艇连日出海，终于逼迫敌潜艇浮航撤离。张逸民又追着后勤处长要清点油机零件账，一连几夜没回营房。岁末总结会上，海上勤务营领到嘉奖令，他却只说一句：“修发电机，比颁奖快意。”

他的严厉同样出现在训练场。1970年春训，舟山某快艇中队昼夜对海射击，一名年轻艇长首次操炮，过度激动，第三发漏装保险，炮口任意晃动。岸指席惊出一身汗。张逸民当晚进入舰训室，抽出空炮弹壳，“哐”地放在桌上：“一个疏忽，炸光全艇人。”话不带脏，却让人背脊生寒。第二天清晨，他和那位艇长在码头并肩站了一个钟头看潮水，不言不语。艇长后来升任副大队长，再未出现违规。

兵无常势，练无止境。张逸民提出“恶劣海况条件化训练”，把快艇开进六级风浪，舰队司令部一度担心风险过高。他解释：“平水里训练，猛浪里就抓不住方向盘。”为验证，自己率三艇驶向外海试验。浪高三米，艇身几乎被掀翻。返回时，他摘下胶帽，头发全被咸水糊在额头。年轻艇员坐在舱底吐得脸白，他扶起人：“先漱口，再对账，看看仪表坏没坏。”那晚，机械表三个都进水失灵，他却把试验报告写得更细。机关同志说他死磕细节，他笑：“艇小，不扣细节，就等着出事。”

东海规模化的快艇编队轮训体系，也是从那时起定型。同年末，海军总结大会上，参谋部引用舟山经验：“以艇为细胞，区分主副杀伤序列，形成网状火力。”这套战术后被沿用十余年。张逸民的名字，夹在厚厚文件里，却并未浮到桌面。他依旧穿那件陈旧的军棉衣，翻海图、改操典。

1974年，越南局势突生波折，南海前线需要抽调指挥骨干。海军党委决定从东海调两位政工干部南下，但张逸民刚完成一次大编队训练，舟山又有防台要务，于是未被列入。他在报告纸上写一句话：“若有需要，立即听命。”最终总部让他留守。他在作战室门口站了两分钟，回办公室继续写琐碎的保障清单。

1978年，国防科研单位开始研发新型轻型舰艇雷达。海军司令部让舟山基地准备两艘快艇测试。老艇电网老化，改装难度大。有人提议把新艇送去，他否了：“感知模块要测极限环境，老艇正合适。”技术员担心艇体强度，他又找造船厂工程师一块计算静水弯矩。调试那日，雷达屏幕出现雪花闪点，他把试验组呼上甲板：“别急，天电干扰，算预料之内。”半月后，数据合格。科研处给他送锦旗，他推辞：“旗留基地，新艇留祖国。”

到了1981年，张逸民担舟山基地政委已满十三年，同期任职政委少有这么长的。他职务级别仍是正军，工资档却按海军统一改制略有下浮，年轻部属担心他介意。他摆手：“待遇再改，也比当年陆军吃野菜强。”此话不假，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战友曾在湘西一个山口蹲守三天，靠炒玉米糊糊充饥。有人感叹时代变，他只淡一句：“变，是好事；不过别忘在野地里啃树皮的日子。”

1987年5月，海军批准张逸民离休。他扣好军装扣子，转身看了眼码头。三十七年军旅，一切打包进不大的行李箱：一本《海上动力学》，一副老军功章，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他在离休报告里手写一句：“若可，骨灰葬舟山，伴我艇歌起落。”组织同意。他住在岛上公寓楼，每逢听见汽笛，还会随声摆手，仿佛再下达一次“全速航行”。

要说张逸民升迁快，确实快：从普通艇长到正军职，只用九年。但是细算功劳、磨砺、时机，谁能说这份“快”不是血汗换来的？他自己最清楚，所以1968年被约谈那次，他才会紧张得磕巴：“首长，我、我升得太快。”十三个字，背后是一条漫长战线，也是一名老兵的警惕：职位高了，更要稳得住。许多年后，东海新兵夜训，仍会先看那段“单艇独雷”海战影像。教官常说：“记得那个人吗？他当年也只是一个新手。”这句提醒，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鞭策。

如今，舟山码头新艇换旧艇，雷达早已数字化，复合材料艇壳也能抵御中口径爆破。但艇员下海前仍会把几张老照片塑封贴进舱壁。照片里，年轻的张逸民站在一艘22吨快艇甲板上，风把军帽带吹得笔挺。他眯眼看镜头，像在计算下一道浪。照片下方有一行褪色的字：艰苦奋斗，敢打必胜。那行字，用的人不多了，却从未过时。

在海军档案室，能找到一份薄薄的手写册子，封页题《恶劣海况条件化训练实践》。落款：张逸民。一位年轻文书读完后感慨：“字迹不工整，却一句空话都没有。”也有人疑惑，他为什么把离休以后能评职称的文章写得如此枯燥。答案很简单：他只管能不能用。不花哨，不修辞——像他的人，也像他的艇。

直到今日，提起张逸民，还有一句兵言：“宁可艇翻，不可心乱。”这句话不是教人蛮干，而是提醒在瞬息波涛里得先稳住心。张逸民留下的，正是这份心气。每当夜色吞没海平线，航标闪烁，值更士兵拍拍铁栏杆，低声道：“艇长，在呢。”

延伸：一份“追风”笔记——张逸民未竟的课题

张逸民退休后，陆续有人登门拜访，想让他回忆往昔海战，写写回忆录。他笑，推说：“记忆靠人，不靠纸。”可在床头柜深处，始终压着一本旧笔记本，封面早已泛黄，上面用铅笔写着“动力·航速·波流”七个字。熟悉的人知道，这本子里的内容，是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琢磨的一个课题——大风浪条件下快艇的舰队协同。

所谓“追风”，说的是在六级以上大风大浪中，利用风向、浪速与主机推力的叠加效应，让快艇“借风顺潮”实现超常机动，缩短敌舰预判。理论不新，可实操难。那年代快艇吨位小、动力弱，中速区间的稳定性成问题。一旦俯仰过度，螺旋桨露水空转，艇速就掉。张逸民在笔记里用最简单的公式推导浪峰周期，算艇体瞬间入浪角度。有注释写道：“浪所谓猛，实则有力可借；敌所谓强，实则有盲可乘。”

1982年的一次台风夜，舟山基地紧急出艇，为一艘主机熄火的货轮护航。张逸民当时已非现役，但他带着那本笔记赶到指挥所。雷达屏幕上全是雪花干扰，电台杂音刺耳。有人建议暂停行动，他翻笔记，圈出“风向东南，重浪循环七至十秒”一句，判断货轮正处浪谷稍稳区。于是让两艘快艇先行驶到货轮迎风侧，利用波峰遮挡，保护救援船机。一小时后，把货轮拖出险区。回港时，年轻艇长敲门请教，他递过去那页写满算式的纸：“以后你们电子计算，省得像我这么笨。”

笔记本一直更新到1993年，那年舟山已有新型导弹艇，他仍关注“借浪高速迂回”战法。末尾写了一行小字：“若后人有新驱动力，更当学会敌浪之势。”短短十八字，透出的是老兵痴心。真正的“追风”并非勇猛，而是把自然力量变成战术工具，把敌人优势化作对方的包袱。

今天，海军院校回顾那段历史，会提到“以艇对舰”的典型战例，也会展示“恶劣海况条件化训练”资料。可在行文最末，往往附上一张手机扫描的旧笔记页，字迹还是那样随意，却被后辈留作教材。张逸民没把名字印在《舰艇战术学》封面，但一条条批注，一行行参考值，却仍指导着新一代快艇编队测试。

张逸民常说：“海浪无情，可也最公平。谁肯研究它，它就帮谁。”这句简朴的话，道理够深。技术升级了，装备更新了，人与海的关系依旧需要敬畏，也需要巧思。在这点上，“海上爆破手”留给后辈的，远不止一桩桩胜利，更是一种面对未知的开放心态。海浪永不休，艇歌不止歇，“追风”便也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