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政治家，其卓越的经济领导才能广受赞誉。然而，他在隐蔽战线上那段鲜为人知的过往，同样堪称楷模。在20世纪30年代，陈云与周恩来携手并肩，共同执掌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他们以智勇双全的姿态与敌人周旋，有力地保障了中共中央及众多地下党员的安全。

01

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案

1927年秋季，中共中央决定将总部迁返上海。紧随其后，同年11月，中央在上海秘密成立了政治保卫机构，即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下，中央特科在守护中央机关、搜集敌方情报、打击叛徒、构建红色交通线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然而，1931年4月，特科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顾顺章的背叛。正是这一紧急情况，将陈云同志引入了这个颇为神秘的机构——中央特科的领导核心。

在陈云的鼎力协助下，周恩来迅速召集了洪扬生（特科总务科长）、陈赓（情报科长）、聂荣臻、李克农、李强（原无线电通信科科长）、康生（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鼎（情报科副科长）等众多要员，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果断部署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大规模销毁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领导人转移至隐蔽处，并实施严格的安保措施；将所有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查对象的干部迅速疏散至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依赖的所有关键联系；最终，废止了顾顺章所掌握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陈云当夜派人紧急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以平时四倍的工钱支付加急费用，在短短两小时内成功制作并翻印了顾顺章的照片超过一百张，迅速分发至上海各级党组织，并通知他们加强警惕。

在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的英明指导和周密安排下，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而有序的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成功地在敌人大规模搜捕之前实现了安全撤离。4月28日的清晨，当徐恩曾与张冲、顾建中率领众多特务抵达上海，如同饥狼般扑向顾顺章所指定的中共领导人住所和联络点时，却发现人去楼空，一片寂静。

年仅二十六岁的陈云，长期致力于沪上革命事业，不仅多次领导青浦故里的农民起义，亦积极参与上海的工人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对敌作战经验。他对上海的城市生态与社会状况了如指掌，因此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沉稳与干练，其卓越的应变能力和领导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02

特科重组，新负责人就任。

顾顺章的变节对中共的地下活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连串中共关键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暴露，他们被迫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纷纷撤往安全之地，大量工作被迫中断。钱壮飞、陈赓、李克农、胡底等人均先后撤离了上海，而杨登瀛则不幸被捕，原有的情报网络遭受了严重破坏。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无疑是共产党遭遇的一次“致命的打击”。面对这一紧急关头，周恩来提出了对特科进行彻底重组的建议，并提议吸纳江苏省委中的英勇分子加入。忠诚、机智且果断的陈云，无疑是承担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

6月10日，周恩来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亲自执笔起草了《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期间亦进行了自我批评。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议，指出：“特委的组织架构，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将进行全面改组。特委的领导必须由政治立场坚定、党龄深厚、并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担任，尤其是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干部。”据此，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等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专责领导中央特科事务。陈云被任命为中央特科的总负责人，并兼任总务科科长，在周恩来的亲自督导下，对特科的工作方法和流程进行了大幅优化，实施了一系列更加严谨、隐蔽和安全的防护措施。

周恩来、陈云、潘汉年、李克农。

首先，保密措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特科的所有办公地点以及每位成员的居所都必须安装警号，以此作为安全保障，每次出入都必须核对警号。同时，对成员住所的访客实行严格管控，非指定人员不得获知具体地址。在特科机关，通讯工具的保密工作同样严谨，成员在处理紧急事务时，若需通过电话联系，通话内容仅限于联络、报警、商定会面时间和地点等，且必须使用化名和暗语。特科成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回归家庭与社会常态。1932年之初，陈云、康生等同志便居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北路西侧的狭窄巷弄中。党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在此巷弄对面为张闻天租赁了一座新建的3层花园洋房，并伪装成富商之家，黄玠然与杨庆兰夫妇以房东身份居住在洋房二楼。此处亦成为陈云等领导人秘密会面、召开会议的秘密场所。

其次，特科成员必须与既有的组织架构完全断绝联系，严格避免任何形式的交叉。每位成员均配备有化名和代号，且在必要时进行更换。例如，陈云化名为“李介生”，代号“先生”；潘汉年则以“小开”作为代号；康生则被亲切地称为“老板”。在党内，特科常被戏称为“新新公司”。

再度强调，组织结构正逐渐向小型化转变。以行动科成员为例，他们被分成了多个独立运作的单元，各小组内部仅维持组长与组员间的直接交流。邝惠安与各小组长保持紧密联系，这一变革成功打破了顾顺章时代少数人独揽行动科的旧格局。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李容将任务目标传达给邝惠安，而后由邝惠安精心挑选负责执行任务的特定小组。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中，行动科成员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少，从而有效降低了风险暴露的可能性。即便某个小组遭受破坏，也不会对其他小组或特科的其他部门造成影响。

最终，特科机关精心策划，以合法的商业活动作为掩护，其对外公开的业务多由一批值得信赖的革命同情者承担。正如陈云所言，这便是“开设店铺，从事买卖”。他投入数千资金，创立了二十余家商铺，这些商铺“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以经营贸易的形式为特科人员的秘密行动提供掩护。特科的新总部便设在公共租界广东路的一家煤球厂内。为了实现完全的隐蔽，真正发挥掩护作用，陈云指派潘汉年负责，购置机器设备，投身于煤球生产。这家煤球厂从老板到工人，全都是特科人员。每日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以及总部秘书谢德钊等几位“店主”会在总部办公室会面，进行汇报并安排日常工作。陈云除了每天上午前往煤球厂与他的“合伙人”处理事务外，其余时间大多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一家印刷所的账房中度过，那里，他作为账房先生，噼啪作响地算着账，公开身份随之转变为印刷所的账房先生。

陈云曾下达指令，于南京路侧的虹庙路（今称石潭弄）设立一家木器店，专责旧家具的寄存与交易。“每当机关迁移，所有物品便汇聚于此，既便于新机关成立时取用，又可在必要时即刻取回，实为便捷之选。它既是储藏库，亦兼具商铺功能，便于秘密联络”。这家木器店本身亦为特科的秘密据点，历经岁月未曾遭受破坏。

陈云当时细致构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掩护机构，它们分别是新生印刷所与裕大南货店。

新生印刷所在山海关路肇庆里（今成都北路852弄）17号，由陈云选派李伟基开办，购买了两台小型印刷机，这里既负责印刷党内机密文件，又是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一次党的负责人要召开重要会议，陈云决定把会议地点放在新生印刷所。为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确保会议万无一失，陈云先派人在印刷所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都以看房子为名来到印刷所，等人到齐了，再把广告撕下，结果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印刷所的职员多是共产党人，如特科保卫科的干部李士英就是印刷所的校对。李士英回忆那时的陈云：“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肇庆里弄堂在成都北路、山海关路有3个弄口，四通八达，便于周旋，新生印刷所始终未被敌人破获。裕大南货店的经理李桂卿同情革命者，陈云经常光顾这家坐落在新闸路大通路（今大田路）口的南货店，以选货谈生意为名管理特科的财务，并力所能及地为党组织提供经费。这种“开铺子做买卖”的方式，使得特科人员都有合法的身份，甚至经济上也部分缓解了中央经费不足的困难，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共产国际代表对陈云的新举措表示赞赏：“这个人花了几千元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最终，我们开始着手重建情报网络。那时，陈云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迅速修复因顾顺章的叛变而遭受重创的情报网络。幸运的是，陈赓早已对顾顺章有所防范，特科情报科并未因此完全陷入停滞。杨度、欧阳新、刘鼎、吴先清、陈养山、董健吾等同志仍在暗中坚持战斗。为了扩充情报员队伍，特科另辟蹊径，从左翼作家中精挑细选情报人员。例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袁殊、夏衍、鲍文蔚、胡愈之等，相继加入了特科的行列。

特科继续恪守周恩来同志所倡导的“潜入敌后，争取同志”的六字方针，在陈云同志的指导下，潘汉年同志亲自操持，于法租界捕房、公共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关键地点，均巧妙地安放了情报人员，成功渗透至敌人内部核心。

特科借助多方联系，成功争取到了一位曾任青帮成员、后任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赵子柏的支持，从他那里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女情报员黄慕兰则通过陈志皋律师与法租界捕房建立了联系。章秋阳，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此时担任交易所的经纪人。陈云巧妙地做通了章秋阳的工作，使他得以加入由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科，从而让特科得以掌握金融界的动态。此外，特科还派遣徐强渗透进国民党军队。一次，上海警备司令部急需法语翻译，陈云与潘汉年立即派遣潘汉年的宜兴同乡、好友鲍文蔚应征，鲍文蔚随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情报。

1930年10月，南京当局颁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翌年，徐恩曾与顾顺章开始实施自首政策，旨在对地下党组织实施分化与瓦解。陈云与潘汉年等人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相反策略，派遣特科人员假扮自首者，潜入敌方特务机构。在此过程中，宗寿益成功潜入国民党中统，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并竭力保护了众多被捕的党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吴开先负责统筹共产党员自首事宜，并致力于情报人员的培育。陈云因此派遣了同乡沈寿亚深入敌方内部。

沈寿亚，青浦人士，在大革命浪潮中投身中共，后任职于嘉定县委书记。经历四一二政变后，为保自身安危，他随舅舅吴开先转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沈寿亚既不愿投身革命冒险，亦不敢如吴开先那般沦为铁杆反共分子，遂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系。陈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洞悉沈寿亚的性格与立场，坚信其内心仍对共产党人抱有同情，于是决定设法争取他。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争取，沈寿亚最终同意向联络人提供情报，并向特科汇报自首分子的信息。他的情报价值不菲，如1932年，沈寿亚揭露一名秘密自首的叛徒，该叛徒供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张浩（林育南）的藏身之处与行踪。国民党方面要求继续追踪，力求一网打尽。特科据此情报迅速将张浩夫妇安全转移。陈云与潘汉年等特科战友结下深厚的友谊，晚年他还为潘汉年平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意见。

凭借着持之以恒的努力，特科迅速搭建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情报网络，并接连圆满完成了多项关键任务。

03

领导特科：持续战

经过一番调整，特科的战斗力迅速得到恢复。在得力助手潘汉年等人的鼎力协助下，陈云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任务，成功应对并妥善处理了以下几件关键事务。

处理向忠发叛变事件

1931年6月，陈云在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刻下令潘汉年着手调查向忠发狱中的情况，并开始筹备营救计划。但调查结果显示，向忠发在被押送至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后，审讯便戛然而止。两天后，他遵照蒋介石“就地秘密处决”的密令，惨遭枪决。不久，通过潜入敌后的情报员，特科获得了向忠发在狱中的供述。周恩来与陈云根据供述内容，确认向忠发已背叛革命，随即下令白区和苏区暂停对向忠发的悼念活动。同时，陈云亲自指挥特科人员，再次紧急转移中央机关，成功规避了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

经过重组，特科实施了更为周密的防护措施。尽管向忠发的背叛并未带来致命的打击，但其造成的破坏性不容小觑，使得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不得不暂时搁置工作，静待前往苏区的时机。随后，特科的工作便完全交由陈云直接领导。

智救关向应

1931年的初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重返上海。然而，在抵达位于公共租界内的联络站——一家酱油店，进行秘密接头时，不幸落入了巡捕的魔爪。在其住所，巡捕搜获了一箱中共的重要文件资料，这无疑对关向应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国民党方面得知此事后，迅速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其移交这批文件资料。

周恩来随即指示陈赓借助杨登瀛的人际关系。杨登瀛直接前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政治部，寻到了正因不明这些文件价值所在而焦虑的兰普逊。杨登瀛立刻携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一同前来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刘鼎机敏地巧妙地藏匿了最机密的文件，并将它们混入普通文件之中。鉴定结果揭示，文件持有者不过是一位倾向左翼的学者。案件告破后，兰普逊将关向应引渡至龙华。关向应随即被押解至警备司令部的监牢。得知关向应身份未遭泄露，监狱地下党支部的刘晓和陈为人便叮嘱他阅读古诗，远离政治纷争，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静候救援。

陈赓此刻正因公务外出，便将营救的重任托付给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营救部长黄慕兰。于是，中共外围刊物《世界与中国》的负责人孙晓村便将黄慕兰引荐给了杂志社的房东，陈志皋律师，并诚挚地请求他的协助。陈志皋律师在初次见到黄慕兰时，便被她聪慧的气质和卓越的谈吐所折服，毫不犹豫地答应伸出援手。随后，他带着黄慕兰回到家中，向父母介绍，而他的父亲，陈其寿，身为法租界会审公廨的资深庭长，也对黄慕兰产生了好感。因此，双方决定在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即陈其寿的生日当天，黄慕兰将正式拜他为干爹，陈家在大鸿运酒家设宴三桌以示庆祝。

陈云当时主管特科，他严格要求，每一个环节都需做到细致入微，处理得当。为了营救关向应，陈其寿特地请求学生辈的法租界法官赵韵逸给予关照。经过不懈的努力，龙华监狱最终通知陈志皋律师事务所，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可以获准保释，重获自由。在周恩来与陈云两位特科领导人的紧密协作下，潘汉年、黄慕兰等人精心策划，1931年年底，关向应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囚禁生涯，顺利获释。随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启了新的战斗篇章。

营救牛兰夫妇

1931年，时局动荡不安，顾顺章、向忠发的背叛之事后，上海又爆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牛兰，本名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来自乌克兰，是俄共（布）的党员。1927年，他被派遣至上海，负责建立秘密联络站，并担任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投身于当地的工人运动。6月17日，国民党特务与公共租界当局联手，将牛兰夫妇逮捕，并缴获了大量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及活动经费。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牛兰被认定为“第三国际在上海的最高领导人”，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8月9日，牛兰夫妇被引渡至国民党政府。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迅速启动了营救行动。中央领导层指示陈云负责的特科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即左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联合制定营救方案。营救行动采取了公开与秘密两种策略。公开的策略包括动员国内外知名人士，通过多渠道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当局施加舆论压力，同时组织工人群众进行示威游行，以扩大救援声势，阻止敌人轻举妄动。而秘密的策略则是通过内部渠道与狱中的牛兰夫妇取得联系，确保狱中抗争与狱外救援活动能够相互支持与配合。

陈云指导特科人员与左尔格小组合作，通过贿赂看押牛兰的狱卒得到牛兰在狱中写的亲笔信，并刊于报纸，揭露当局对牛兰夫妇的折磨，同时也确证了牛兰夫妇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狱中，使他们不能将牛兰夫妇秘密处死，这为国内外的救援活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营救牛兰夫妇，陈云积极活动，1932年7月5日在主持中共全总党团会，讨论牛兰一事时指出：“牛兰一案明日开审，要动员百人到南京听审。全总对此应有明确的态度，须有一个决议发到全国。”当时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爱因斯坦等，纷纷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国民党被迫于1932年8月10日在南京公开审判。由于营救牛兰夫妇计划周密、措施有力，最后只得以触犯《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和《中华民国刑法》为由进行判决，1937年8月，日军全面侵华，战火波及南京，牛兰夫妇趁乱逃离。

为伍豪辟谣

随着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变节，中共中央在沪的运作愈发举步维艰。1931年10月，周恩来遭国民党悬赏追捕，被迫于12月上旬前往苏区。周恩来离沪之际，国民党更是变本加厉，施展诽谤中伤的卑劣手段，诋毁周恩来。翌年2月16日至21日，国民党中统机构炮制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时报》、《申报》等众多报刊上接连刊载。伍豪乃周恩来之笔名，而此时周恩来已赴苏区，报纸上却宣称“本人基于良心觉醒，特此宣布退出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是国民党意图利用地下党工作者之间沟通不畅的契机，制造纷争，挑拨离间，借此陷害与打压。陈云愤然指出：“此事无疑是国民党策划的阴谋。”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还周恩来清白，陈云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件。经过周密规划，特科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反击：第一，在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在上海散发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第二，在中共党报《实报》刊载驳斥伪造伍豪的启示和文章；第三，设法在《申报》上公开刊登对伪造的伍豪启事声明。当时《申报》到2月20日才刊登所谓的不敢直接揭露事实真相的《伍豪启事》。但紧接着在2月22日，特科就在该报总经理史量才和顾问陶行知的帮助下，以《申报》广告处名义刊出：“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广告处启。”事后多年，陈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当时临时中央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有一个否定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是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图示|巴和律师声明（发表于《申报》1932年3月4日，刊登于第三版）

这则启事措辞极为巧妙，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同时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只不过是在撰述文字时用过，此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可见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敌人伪造的。从正面回击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证明了周恩来的清白。

接应转移瞿。

1932年岁末，瞿秋白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暂时寄居在位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友人鲁迅的住所。根据中央特科的情报，敌人已经得知瞿秋白夫妇藏匿于鲁迅家的消息，夫妇二人迫切需要立即撤离。鉴于瞿秋白与鲁迅均为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地位举足轻重，陈云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于深夜雨中，亲自前往鲁迅的寓所，以接应瞿秋白。

1932年农历十月末的一个深夜，大约十一点左右，我搭乘了一辆黄包车……付完车费后，我四周张望，并未察觉到有人跟踪，于是迅速穿过大门，走进沿街一户人家。就在这次接待瞿秋白夫妇的过程中，陈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事实上，这是我俩的首次相识。鲁迅先生身穿一件略显破旧的灰色棉布袍，面容庄重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他对秋白、之华以及我可能遭遇的监视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他关切地询问我：“这么晚了，你在外面行走，路上是否安全？”

陈云打算唤来一辆黄包车以方便瞿秋白的出行，鲁迅却即刻出手阻拦，亲自交代许广平负责寻车。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这一举措所形成的庄重且带着些许忧郁的画面，始终深深地烙印在陈云的心里。将瞿秋白夫妇安全送达隐蔽之地后，陈云这才放下了心头大石，返回了自己的居所，彼时天色已见曙光。

04

使命召唤，安全离沪。

顾顺章的背叛令国民党在上海对革命者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抓捕与诱捕，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在此背景下，特科不得不暂时调整周恩来所定下的“不攻击公开特务”的原则，以牺牲隐蔽性为代价，公然连续刺杀了数名国民党特务。自1932年至1934年，他们接连对王斌、曹清澄、马绍武等国民党调查科的骨干分子下手，还击伤了陆元虎，并对王世德、黄永华等党内叛徒实施了镇压。这一系列的严厉打击，对国民党特务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出现了某区负责人因恐惧刺杀而辞职的情况。1931年9月22日，中共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央局，由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担任常委，康生、陈云和李竹声担任委员，博古负责全面工作。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也进行了重组，对外更名为“中兴公司”，成员包括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和杨森，其中陈云担任书记，吴克坚担任秘书长，情报科科长继续由潘汉年担任，副科长则是刘鼎。

在陈云执掌中央特科期间，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全面占据了领导核心。陈云在日常工作里，竭力对抗这一错误路线。尽管局部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终究无法抵消路线错误带来的全局性伤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沪后，陈云在抵制“左”倾路线的过程中失去了坚实的支持，中央机关在上海的稳固根基愈发摇摇欲坠。到了1932年春季，临时中央作出决策，让陈云离开中央特科，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次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中央机关迁往苏区。紧接着的1月17日，博古与陈云一同前往苏区，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撤离上海。特科成功确保了中央领导的安全转移，而租界当局及国民党方面对此一无所知。戴笠甚至认为，这成为了军统历史上最为失败的一次行动。

陈云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左右，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沉着应变，妥处各种危险局面，保护了一大批我党人员和机关的安全，为隐蔽战线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科干部陈养山回忆：“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陈云、李强、陈养山、李一氓、刘鼎。

1981年11月8日，陈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待了“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的各位代表，并发表了深刻的讲话：“特科，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已然构筑成为我党坚如磐石的战斗堡垒。它不仅是在白区中英勇战斗的地下党组织，还孕育出了一批声名显赫却又鲜为人知的英雄。值此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谨以此文，向这位杰出的革命先辈致以最深切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