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口之家

从此散了

我降临于1949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那一年恰逢己丑年，因此奶奶随意为我取了一个乳名，名为“牛子”。自那时起，这个名字便伴随着我，而我的生命历程亦多经磨难与挑战。

在幼年时期，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岁之前，模糊中仅记得自己有一位比我长三岁的姐姐，小名霞儿。她那时已就读于小学二年级。不幸的是，她因高烧不退而患上了脑膜炎。在那个五十年代，医疗条件极为有限，医院里没有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无力挽救她的生命。她最终不幸夭折。我仍然记得母亲当时的悲痛欲绝。后来，母亲才向我透露，在我与大哥和哑巴哥之间，我还曾有过两位姐姐，她们也因相似的疾病早早离世。

父亲王士俊早年曾在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深造，然而，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遗憾地放下学业。回到甘肃后，他历任兰州师范学校教员、会宁师范校长、固原师范校长、静宁完小校长等职。无论是在管理学校还是授课过程中，他总是严谨认真，待人诚恳，处理事务稳扎稳打。在我五岁至八岁那段时光里，父亲在甘肃静宁中学担任教师。他时常带我去学校，上课时我在他的宿舍或院子里嬉戏，放学后则由他领我回家。那时家中经济状况尚可，爷爷奶奶安在，我们与叔父王士吉一家五口共度欢乐时光。叔父在静宁一中教授《数学》，而父亲则教授《语文》与《历史》。

我的兄长名为王乃谦，乳名宝娃子，昔日他在平凉地委宣传部供职，后辗转至北京冶金部担任要职。二哥不幸哑口，乳名灵娃，幼弟则唤作强子。母亲与叔母操持家务，照料着爷爷奶奶，家中十四口人皆赖以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得以频繁出入学校，或是随父亲走访亲友。

1955年，大哥喜结连理，国庆佳节过后，他携同新婚妻子吴佩琳一同远赴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铅矿厂，即澜沧冶炼厂。同年，叔父一家亦迁往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家中仅余祖父母、父母及我们三兄弟。一时间，原本热闹的大家庭成员纷纷各自分道扬镳。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亦到了上学的年纪，遂报名就读于静宁第一完小。

坎坷少年时

那是一个阴沉的夜晚，天空密布着铅云，细雨绵绵。家中骤然来了几位干部。当时尚未普及电灯，我们只得点亮了煤油罩灯。他们在父亲的周围围坐下来，交谈声此起彼伏，时而低语，时而高谈，一边谈着，一边在纸上勤奋地记录着。

夜色渐深，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中，脸颊紧贴着枕头，试图捕捉他们交谈的内容，然而一句也听不真切。这样的夜晚接连几个，他们频繁来访，提出种种问题，父亲在稍作沉思后便给出了答案。那时的我年幼无知，对大人们之间的谈话一无所知。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被称为“审干”——审查那些来自旧社会的旧职人员。

数月之后，父亲从静宁中学调任至威戎中学，任教之地离家约有四十里之遥。当时交通不便，尚无自行车可供代步，父亲每周末方能归家一次。这一时期，家中气氛似乎颇为紧张。爷爷常常低头沉默不语，奶奶则坐在炕沿上，稍有不顺心便怒火中烧，责骂我们兄弟姐妹。仿佛我们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而我却始终摸不着头脑，只觉得这一切都来得莫名其妙。

紧接着，不幸之事降临到我家（当时，遭遇此类挫折的家庭并不鲜见）。1957年，因历史问题，父亲被剥夺了公职，被迫回家接受劳动改造。家庭的经济支柱随之倒塌，他于是购置了几十只兔子，开始在自家的几处房屋中饲养起来。

家中仅剩下母亲、哑巴哥、我以及弟弟，生活的重担自始至终压在我肩头，但我未曾放弃学业，每日挤出时间，穿梭于城郊之间，采集柴草、挖掘野菜。每周日的光阴，我都在野外度过——或是上山拔取苜蓿，或是挖掘苦苦菜、摘取燕儿菜，甚至攀爬树木采槐花，或轻轻捋下榆钱，以此来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母亲因小脚不便，再加上胃病的困扰，而小弟则是在去年冬天因疏忽冻伤了脚跟，到了春天疮口溃烂，行动受阻，然而我们依然坚持了整整一年多的时光。

1962年的金秋时节，我有幸被录取于静宁一中。那一年，东小校正着手建设种子繁育站，母亲便托人将我那哑巴哥哥介绍至那里做临时工。他的日薪是0.90元，若能保证每月不缺席，便能收入27元。由于他无法言语，工地上的脏活累活便都落在了他的肩上，尤其是那些淋白灰的苦差事，他的腿上满是被烧的泡，脸上也被溅到的白灰烧出了红点。他每日清晨便前往工地，中午也不回家，因此我放学后，便先帮母亲到市场坑（今之文化城所在地）售卖干粮。那时市场刚刚开放，我总是腰间系一条布带，将干粮藏于衣内。由于购买者大多是熟人，母亲烙的干粮又大又香，我售卖起来颇为迅速，每日能卖出十几份，半小时左右便销售一空。卖完干粮后，我便回家吃饭，再拿小罐为哥哥送去饭菜至种子繁育场。如此一来，我既兼顾了售卖干粮和送饭的任务，又能按时回到学校上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数年，母亲烙的干粮每次都能换得现钱，哥哥的工资也在月底准时发放，我们的生活勉强过得去。

1966年，我家四口。

迁移到原安公社

“祸不单行。”

家庭成分较高、历史背景不明朗者，仅能迁往三合和原安公社，其他地区则不得前往。

道路乃简易公路，少有汽车通行，自行车更是罕见。大多数居民往返城市皆依靠步行，且通讯设施匮乏。原安人欲通话，只得前往灵芝公社。如此，我们抵达了原安公社。姓蔡的秘书随即询问我们的来意，我们亦提交了城关镇的迁移证明信。不久，我们便得到了一张前往大队的便函，而我们几家则被安置在同一大队。

于是，我又前往大队干部处。尽管蜿蜒的山路崎岖，我还是一边行走，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山间的景色愈发迷人——地畔盛开着蓝黄相间的菊花，蚂蚱在田间此起彼伏地鸣叫，秋收的农作物已经成熟，有的田地已被收割，农民们正忙碌地劳作着。

悄无声息间，我们已抵达上湾队。山梁之巅，一位肩挑苜蓿的男子缓缓走下，年纪约在四十开外。他主动与我们交谈，自我介绍道：“我是原头大队的大队长兼副支书，李世荣。”他接过我们带来的公社手续，仔细端详了我们一番，随后询问了各自的家庭情况和人口数量。得知我家兄弟三人，仅有一位老人，他判定我们是一户具备充足劳动力的人家，便应允先将我留在此队上湾队，而其他几位则被分配至大湾、南沅和小湾队。我们在此稍作歇息。李世荣队长随即离去，去寻找需要他的人。

张家姨父方才意识到，自己携带上路的几袋白面干粮，早已被大队长家的孩子们悄无声息地瓜分殆尽。大队长面带微笑，说道：“孩子们久未尝到白面，今日竟将您的干粮一扫而空，实在过意不去。”他急忙从厨房取出一个糜面大馍，放入我姨父张守中的小布袋中。随后，他们一同离去。独留我一人，那年我尚未成年，虚岁不过十六。

夕阳西下，山巅的阳光即将沉入地平线。这个小队成员不多，大约七十来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姓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自然村落，仅有三户人家姓氏各异。村民们从田间劳作归来，疲惫不堪，各自回到家中，开始烹饪、喂养家畜、哺乳孩童。由于地处我县北部较为偏僻的区域，与西吉县的王明公社相邻，这里的孩子们无法入学。听闻下原附近有一所小学，由吉林大队调来了一位教师，这才刚刚开始授课。大人和孩子们的头发都长而凌乱，面容污垢，衣衫褴褛，有些十九岁的姑娘甚至没有裤子可穿。她们白天会站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晒太阳。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凄凉之感——面对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我的内心波涛汹涌，思绪万千。天啊！我即将在这里扎根生活，开始我青年时代的磨砺。要居住在这交通不便、依赖自然、取水需到沟底挑取的地方，当时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晚饭做好后，支书邀请我用餐。那是一碗浆水面和地萝卜菜，我无心品尝，只喝了几口凉水，却发现水并无怪异之味。

夜幕低垂，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我与一位长者共宿于简陋的场房之内，仅有一块破旧的毡布作为床铺。不久，那长者便进入了梦乡，发出阵阵鼾声。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炕上的虫子繁多，令我赤脚奔向麦场。雨后的场地湿滑，我站立片刻方才返回。心中不禁疑问，命运为何对我如此不公？我出生于新中国，沐浴在红旗之下，曾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上学期还递交了入团申请，怎料落得如此境地？只因家庭背景和父亲的历史问题，天啊！我几乎要痛哭失声。然而，这个小队接纳了我们全家四口，我的青春岁月便要从这里开启。

那是一个记忆犹新的日子，1966年10月16日。生产队派出几位健壮的成年人，驱使两头毛驴，拉动一辆简陋的架子车。车上装载着家具，母亲稳坐在牲口背上，我们几个则边走边推车，抵达队上时夜色已深。我家当时并无居所，只得暂借他人一间半小而简陋的滚椽房。屋内养着一只母猪和一群猪崽。幸而有张炕，我们点亮了油灯，稍作清理后便安顿下来。

随着1967年元旦的临近，吕家即将为儿子举办婚事。我们在这仅住了两个月，便又要开始新的搬迁。在堡壕中，有一处崖窑——那是在沟畔或山坡的垂直黄土面上横向开凿的窑洞。吕家主人帮忙砌筑了一个土炕，并安装了门窗。仅仅十几天后，我们就搬了进去。然而，炕还未完全干燥，一整晚睡下来，被子衣物都变得潮湿。白天，我们只得将它们搭出去晾晒。幸运的是，那几日天气转晴。

几位热心的同窗传来问候，劝我继续学业。在学校，我的成绩向来优异。心中虽怀揣着对学业的渴望，然而，一旦我离去，家中的一切便无法正常运转。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辍学。那时，我即将步入初三。自那以后，我告别了校园，告别了教室，告别了敬爱的老师和那些善良的同学。回首往昔，心中波澜起伏，感慨良多，仿佛一切如梦似幻。

“如果再不处理，会有性命之忧！我们全家可能会被压在窑洞里。”队长起初不信，以为我在说谎。直到他亲眼看到我家的情况，才极不情愿地开始修建房屋。在此期间，由于天气原因，工程时断时续，最终房子得以完工。一个月零几天后，我家才得以搬入新居。搬家之际，已是深秋，搭建房屋的木材、瓦片、门窗都是我们自家院落中拆运而来，队里仅提供了人工。

这是一个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更加棘手，生活的艰辛加剧，政策也愈发严格。

知识青年下乡

“早请示”“晚汇报”

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风潮席卷而来，“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舞台。” “我们双手勤劳，不应在城市中闲置。”那时的口号响彻云霄，执行速度亦迅速。不久，兰州、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涌入农村，但他们接受的是集体化管理——队上特意建造了房屋，并安排专人负责炊事。他们和我一样，内心稚嫩，背着行囊，手持生活必需品，踏入这片深山之中，对这广阔天地究竟如何，心中茫然无措。初来乍到，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好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开始泪水涟涟，闹情绪，甚至拒绝出工。在村里，他们捕捉猫狗，射击鸽子，但大多数学生来到队上，依然表现得十分听话——他们教导社员识字、唱歌，向社员讲述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严格遵守生产纪律，因为返城时，他们需要生产队的鉴定表，公社也会附加意见，因此这些学生行事格外谨慎。

自母亲被冠以“地主分子”的罪名，我在那个时代和那片土地上便成了地主的同属。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加剧，当权者们被逐个带到各个公社，遭受着轮番的批斗。在那段日子里，农村实行了所谓的“土飞机”政策，村民们脖子上挂着黑板——实际上往往只是一块床板——有时甚至遭受棍棒的打击，恐惧笼罩着整个乡村。县城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两派群众组织“六一”与“红三司”之间的武斗愈发激烈，一名高中生在县面粉厂不幸被枪杀。

权力阶层遭受批判，四类分子亦难免被牵连，此类风气从县城蔓延至乡村。尽管乡村书写大字报的较少，但人身攻击的现象却愈发频繁。在此过程中，个别干部借机报复，随意抓捕、随意斗争，甚至给无辜者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造成许多好人蒙冤。我国究竟怎么了，为何要陷入这样的斗争漩涡？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众多。

后来推行的“三忠于、四无限”神秘活动，其荒诞程度令人捧腹，难以置信。在这片农场周边，私人家院的墙上，被夷为平地的大荒山坡上，到处可见巨型标语。每日清晨需向上级请示，夜晚则须汇报。

在地头劳作之际，须携带忠字牌与三角红旗。于田间地头，我们需提前向组织请示：今日本队活动小组将进行何种农事活动？请毛主席安心，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并高歌一曲革命歌曲后，方始劳作。待夜幕降临，收工之际，再次面向忠字牌，向毛主席汇报：今日已完成之任务，复唱一首革命歌曲，方携忠字牌、红旗及毛主席像归家。

用餐时分，亦须肃立在毛主席像前，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以示敬意，方可动筷。此类仪式，生产队更是派遣专人监督执行。若有违者，必上会接受批判与斗争。赵东旺爷爷因言辞中提及未能饱食，未履行请示汇报之责，竟遭推搡至大队接受批判，实乃荒谬至极。各家院墙之上曾插立三角红旗以示运动之开展，然该运动并未持续多久便被取消，其理由是此举有神化毛主席之嫌，误入歧途。

我家工分年收丰。

但分的实物少

饿得只能偷买黑市粮

往昔岁月，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更是谨言慎行，生怕稍有不慎，便沦为批斗的对象。

我们兄弟三人始终坚守岗位，勤勤恳恳。由于我哑巴的兄长无法言谈，他被安排至大队林场杜家洼工作。他每日往返于家和林场之间，步行需耗时一个多小时。幸而我们正值青春年华，他的日常职责是维护水平台，并根据季节种植树木。经过两三年的锻炼，我们三兄弟都变得强壮，不仅熟悉各种农活，而且技艺娴熟。

然而，最严峻的问题再次浮现，那就是饥饿的困扰，劳动强度沉重，营养补充不足。回忆起生产队的情况，一个工分的价值仅介于0.18元至0.24元之间。我们家的口粮标准虽是队中最高的，但仅有440斤至480斤。那时，大部分小麦都用于公购粮，分到我们手中的主要是糜子、谷子和土豆。土豆每5斤可抵换1斤粮食。小麦的价格为0.135元，扁豆0.122元，豌豆0.116元，玉米0.092元，糜子和谷子0.09元，而萝卜和蔬菜则无定价。

首先，我们均已踏入青年时期，且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因此饭量自然较常人更为旺盛。其次，尽管小队看似人数不多，实则成员间关系紧密，形成一个以李姓为主的家族群体。超过70%的成员都姓李，李姓成为主导，对其他几户不同姓氏的居民，尤其是像我等外来户，始终抱有一种排斥的心态。他们只要求我们多劳多得，尤其是重活，分配实物时更是偏向于粮食。队长同时也是司秤员，在分配粮食给自家亲属时，会使用扬杆秤，而对待其他成员，则只抬秤砣。这种行为简直令人愤慨，可恶至极！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这样的人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任人宰割。

每月总有一周面临粮食短缺，不得不自行设法应对，或是向亲戚借贷，或是从他们所在的集体购买，毕竟不能让人挨饿。尽管我家每年能挣得较多的工分，但分得的实物却寥寥无几。粮食分配政策规定，每100斤粮食中，70斤按人头分配，其余30斤则依据工分来分。这一分配方式导致了分空款和超支款的现象，其中超支款户往往是人丁众多，粮食获取量较大，因此欠款也相对较多，但往往无力偿还，或者干脆推脱说没有能力支付。而分空户由于按人头分得的粮食较少，却承担着较多的分空款，却又无法领取到相应的款项。截至1974年底，这个小队累计欠我家700多元的分空款。那时，除了我之外，队上并无其他识字的人，因此记账、标账、分粮的任务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虽然我干过农活后还要负责记账、算账、分粮，但这些工作都是义务性质的，分文不取报酬。

搬迁之后，我们毅然拆除了县城中的两栋住宅，将所得的些许资金，用作挽救全家性命的救命稻草。若非如此，我们或许会遭遇骨肉分离的悲剧，此事不堪回首，提及便令人心酸，汗毛直竖。当时，我们无法光明正大地购买粮食，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行事。每日拂晓，我便扛起扁担，携带两只竹筐，再系上布袋，步行75公里至亲戚或拥有粮食的农户家中。与他们商定价格后，便分批次将粮食称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川地的粮食状况相较于山里要好得多。然而，那些愿意出售粮食的农户，大多都是生产队分粮时超支的家庭。生产队分发的玉米每斤仅0.09元，而我在交易时，价格却高达数十倍。即便如此高昂的代价，交易仍需秘密进行，绝不能让外人知晓。

次日凌晨四点半，夜色浓重，我便肩负着这几十斤的救命粮食，踏上了归途。为避人耳目，我选择了蜿蜒的小径而非宽阔的大道。沿着靳家寺的方向前行，直至天明时分抵达八里镇通往山路的岔口。我每次往返需行150里，耗时两天。途中走走停停，我随身携带了两瓶水，确保了旅途中的饮水供应。抵达家中，双腿因长时间行走而肿胀，甚至坐下来时都难以弯曲。那真是一段艰苦的经历。所幸，泡上一桶热水，洗涤一番后，疼痛便得到了缓解。

次日，便需投入到劳作之中，家中磨面的重担便落在了弟弟的肩上，我自此不再过问。那时，他已年满二十二。如此，我每年大约需购置五次面粉，连续数年，尤其是春季，那段艰辛的岁月便这样度过。如今，当我向儿子或孙子提及这些往事，他们仿佛在聆听一段久远的故事。总体而言，那些重大的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更磨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丰富了我的生活经验和生产技能，更在困难面前，增添了我战胜挑战的勇气。

错戴给母亲的

地主分子帽子取消

我成为小队会计。

母亲身负地主分子的罪名，日复一日地需参与义务劳动，挖掘防空洞。作为一名步履蹒跚的小脚妇人，她往返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防空洞内，柴油灯光摇曳，劳作完毕后，她的面容被油烟熏得乌黑，鼻孔中满是油烟的痕迹。我完成队上的任务后，便会悄悄地替她上岗，让她在草垛旁稍作休憩。

那些往昔，我难以回首，每忆及心中便不禁泪如泉涌。人生宛如一场戏剧，竟如此戏剧性地继续演绎。

“你们队上尚无会计，就由这位年轻人担任此职吧。农村的阶级斗争运动或许已近尾声，地富成分的女子关键在于她们的表现。”公社的穆玺雄书记，一位心地善良的领导人，曾为众多迁移户落实政策。他多次向大队长传达意见，力主由我担任会计一职。因此，我得以担当此重任，每年上交的购粮和清油手续均由我一手办理。正因如此，队上欠我家的分空款项，在两周内便得到了全额清算。

居于县城外围的我们，那里的资讯流通相当受限，新鲜事一旦传开，很快便沦为陈年旧事。自邓小平同志复出并重新投入工作以来，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并得到了妥善的工作安排。同时，针对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了重新审查，并予以了纠正。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县公安局的同志们来到我家，宣告为我母亲错误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予以撤销。消息传来，全家人无不欢欣鼓舞，我们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给予我们光明与希望。首先，母亲的政审得以恢复清白，而我也从此摆脱了地主成分的标签，得以与他人平等交往。

母亲去世

1997年春季

户口回县城

自1976年毛主席离世之后，我偶尔还需外出采购粮食以补贴生计，然而大部分时光则选择在周边的回民聚居区选购所需，县城已是鲜少涉足之地。

1978年春天，天色依旧干旱，田间的春苗生长亦不尽人意。连日北风劲吹，气温似乎颇为异常，老人们称之为“翻冻”。母亲长期饱受胃病之苦，时常发作。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农村，一些重病根本无法医治。为求取药物，来回最少需走87里路程。至农历五月初五，母亲不幸离世，享年68岁。

1997年春，我的农村户籍得以转变为县城户籍。细细算来，我在乡下的户籍已度过了31载。同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恰巧同日，我搬入了县城的新居，可谓是双喜临门。紧接着，我的长子得以从原安中学借读至静宁三中，这自然离不开朋友的鼎力相助。自此，我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以往进城，总是寄居在亲戚家中，生活颇为不便。如今，有了自己的房子，生活便利了许多。

担任水利工程

公司财务监理

工作变轻松了

1983年，在堂兄王乃学的引荐下，我34岁那年加入了东峡水库水利工程公司的农民工队伍。在那里，我担任钢筋工一职，基层工作持续了六年，以至于手指关节都出现了变形。公司老板提出让我担任保管，我反问：“你能否确保自己不贪污？若你做到，我便接受这一职位！”他承诺不会贪污。基于他的保证，我开始了保管的工作。我性格直率，从不畏惧得罪他人，对待账目更是清清楚楚。老板对我十分信任。

在1992年12月的一个午后，我辛勤劳作了一整天，疲惫不堪地坐在家中烤箱旁取暖，妻子则在一旁忙于纳鞋底。突然，一声高亢的呼喊划破了宁静：“王乃文！别忘了明天带上身份证，乘坐飞机前往北京，参观一番！这里有你的一份大米和橘子，快过来领取！”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动了整个庄子，众人纷纷走出家门，好奇地张望。原来，这是水利工地对我的劳动成果的肯定，我荣获了公司的劳动模范称号，公司作为奖励，赐予了我70斤大米和一筐橘子。到了1993年，公司再次奖励了我一整车煤炭。

第三排右五为王乃文

我陆续被调至下属单位，协助领导进行固定资产的盘点、维护和折旧核算工作。然而，多数时间我还是专注于我的本职任务：负责记账、编制报表、撰写工作总结，以及参与年度工程招标和投标活动。

水利工程多在户外作业，生活条件与环境往往较为艰苦，居无定所。每完成一个项目，便需迁徙至新的地方，有时甚至需跨省奔波，足迹遍布十几个地方。在这过程中，我得以饱览各地的人文风情，了解当地的民俗习俗。同时，也游览了许多自然奇观和名胜古迹。直至后来，我转任公司财务监理，虽然工作轻松了许多，但查账之事往往得罪人，颇为棘手。直至2007年，我的退休申请获批准，我才离开工作岗位。从2008年至2010年，我被聘请至平凉桥梁公司，继续从事材料管理工作，涵盖进货、出货及材料验收等工作。2006年，小儿子完婚，我心中的重担方才减轻，得以稍作轻松。

40天内完成两场大手术。

2014年，妻子离世。

2001年，我的病情持续恶化，最终演变成了化脓性胆囊炎。正值春节佳节，我不得不在兰州陆军医院接受了胆囊摘除手术。由于春节刚过，医生并未全部到岗，手术因此推迟了数日。我在兰州逗留了数日，但病痛并未完全根除。经过再次检查，我发现总胆管附近有一个约1厘米的肿瘤。在胆囊被切除38天后，两个儿子陪伴我一同前往西安西京医院。在那不到40天的时间里，我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身体几乎耗尽。幸运的是，恰逢合作医疗报销政策刚刚实施，这多少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2010年春，吾妻李琴秀不幸被确诊患有子宫癌。术后，她在化疗期间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由于体质原因，她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仅完成了两个疗程便不得不终止。2014年，病情急剧恶化，已无治愈可能，于农历四月上旬离世，享年六十二岁。她的一生，坚韧不拔，热爱生活，待人友善，吃苦耐劳，生活整洁。我常年不在家，农活与家务全赖她一人承担，每一项工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务实可靠。小儿尚在求学。2014年，她从乡下来到县城，为照顾几个孙儿就读小学及幼儿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汗水。

她的离世对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我即将步入古稀之年，失去伴侣，这孤独与迷茫难以言表。如今，我必须亲自操持三个孙子的日常饮食。而未来几年，我个人的生活又将如何自处，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幸好在退休之后，国家每月仍会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大儿子和儿媳仍在乡下耕种，并开始了养猪的养殖事业，虽然刚刚起步，但收益还算不错，远胜于外出打工。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在县城读书，小儿子自2001年起便搬至新盛花园居住，他同样拥有三个孩子，分别在上学和幼儿园，生活还算过得去。

王乃文2016年，静宁

后记

王乃文，我的堂兄，是父亲亲弟弟的孩子。在2025年6月7日，正当他的孙儿王赟在静宁县城备战高考之际，堂兄却悄然离世，享年76岁。我深知他是一位坚韧不拔的人，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艰难地走到了这一天。他实在是太累了，现在终于可以安息于另一个世界。而他的孙子王赟，当时正住在县城，对于爷爷离世的消息一无所知，直到高考结束方才得知。目前，王赟已被天津的一所大学录取。至此，王乃文的三位孙辈均已顺利考上大学。我相信，若堂兄在天有灵，听到这个喜讯，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堂哥的长子是一位养殖户，饲养着百多头猪和四头牛。而他的次子则在县城开设了一家中西医诊所，生意兴隆。

安息吧，堂哥。

堂哥的一生，堪称辉煌，充满了坚韧与毅力的交织。自11岁起，他便肩负起养家的重任。13岁时，他开始走上街头售卖烧饼。未满16岁，他便承担起全家的重担，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一名普通的农民成长为静宁水利公司的财务监理，这一转变充分展现了堂哥的才华、正直与责任感，他无疑是后辈们杰出的楷模。我整理这篇文字，旨在让后世了解，他的一生实属不易。愿此类划分等级、给百姓戴上种种帽子的悲剧，不再重演。

堂哥王乃文留下的家训：

走正道，知廉耻。

清白为人，守本分。

忠厚传家，诗书世继。

勤俭持家。

律己严，待人宽。

行善成人。

邻里和睦。

言行谨慎。

关爱老人，呵护儿童。

修德进，步稳健。

艰难时光，忧闷境遇。

绝不放弃，务必努力。

平安乐福。

代代相传，世代铭记。